我的青少年是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度过的。正是因为如此，在我的心中自小深深扎下了“民族复兴、自强不息”的根子。是共和国的礼炮把我送进了四川大学教育系，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我加入了共青团，参加了三反五反、土改和四清运动。1953年毕业后，我留校当了教师。

    1962年，由于年龄关系，我退离了共青团组织。离开组织，我像一个失掉母亲的孩子，困惑、彷徨、飘零，但我对前途仍然充满信心。人到中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民主党派组织得以恢复，九三学社向我这个迫切需要组织关怀的人伸出欢迎之手。1981年春我入社了。入社后的我像走进了温暖的港湾，对组织、对同志倍感亲切，工作也特别主动积极。我出席了九三学社省市委的代表会议，参加了社会主义学院的学习，对党的统战政策和多党合作理论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明白了九三学社不是学术团体而是一个参政党，与共产党有着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血肉关系。特别听了社内那些专家、学者有见地的发言，对我启发更深。他们那种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对事业执着追求、对名利淡泊、对权势无所畏惧、直言不讳的人格魅力、使我心胸开阔，看到了“做人”的榜样，深感相见恨晚。

    我暗自思量，一定要把那被耽误的时光夺回来。起先，我对工读校、少管所的1000多名违法犯罪青少年进行调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了《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剖析及教育》和《美育初探》，倡导学校、家庭、社会通力合作，培育孩子有一个正确的审美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由于我在这些方面的研究，1981年秋，重庆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讲师团成立，我的名字与90多名老干部、老红军名列一纸，成为讲师团成员。重庆成为计划单列城市后，组织又把我安排到永川、合川、江津、璧山等地，巡回演讲 160多场。在讲师团活动频繁的日子里，我的教学、科研任务特别重，函授又总是在炎热的夏天进行，为完成任务常常使我夜不成眠、眼布血丝、嗓音嘶哑、面容憔悴……，可是我从不叫苦。因为我是九三人，我是在义务地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贡献。

    1985年，我荣幸地到北京出席了全国各民主党派的“先代会”，作了大会发言，在首都人民大会堂受到中央首长的接见，《瞭望》杂志对我进行了专访。四川省委书记、政协主席书法家杨超送给我一张亲笔写的“求真育才”的条幅，对我进行勉励。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带着“壮志未酬”的内疚感，我于1988年退休了。我又自勉：退休不能泯灭人的意志，不能消融人的价值。1988年，我加重庆市女性成才研究会理事会，并义务创办了全国第一家《女性人才》杂志，担任主编。1991年，同志们选我为分管理论的副会长，为了使理论系统化，我联络了重师中文、历史的专家，由我主编了一本《女性人才学》于1992出版。1989年，九三学社重庆沙坪坝区委员会成立，我被选为区委副主委。在工作上我总是任劳任怨、主动积极地协助主委搞好具体工作。重庆直辖后，我被吸收为市老年学会理事，在研究人口老龄化方面做了一些工作。2002年，我撰写的《提高老年人生活和生命质量》一文获市老龄委优秀论文一等奖。1986年，我出席了中国老年学会20周年庆典暨高峰论坛。1997年我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大洋洲老年学术讨论会。我的论文《中华孝文化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获优秀论文奖，我的研究小组被大会评为“先进集体”，我被评为“先进个人”。

    在1990年沙坪坝区全体社员举行的“迎春茶会”上，我曾满怀豪情抒发：“知识和智慧，无权属于自己，只能属于党和人民。我要继承九三人的优良传统，做一束含香的腊梅，只要有一寸土，就要扎根开花；有一线天，就要争芳吐艳”。这是我的肺腑之言，也是一名九三学社社员的宣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