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宜伦，男，1913年出生，籍贯福建长乐。1933年公费留美。1938年回国。1941年在重庆大学任教授，后为系主任兼重庆交通大学电信研究所教授，原国民政府军政部交通司通信试验室同上校技正，交通部第四区电信管理局工务处处长、副局长兼总工程师。1949年任重大教授、西南邮电管理局计划室主任、无线电处处长。1952年任重庆电信局副局长。1955年任北京邮电学院教授、院长助理等。1963年任重庆邮电学院教授、副院长、院长、顾问等，邮电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兼总工程师等职。1978年出席全国及四川省科学大会，并获得重大科研成果奖。1990年首批获政府特殊津贴。曾当选全国第三届、重庆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并被安排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主要著作有《航用无线电》（1945年中华出版社）、《网络综合理论》（1962年人民邮电出版社）等。
    2008年5月，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举行揭幕仪式。我们看到一位白发老人在一位女同志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出现在活动现场。他就是95岁高龄、中国电信业的开拓者、原重庆邮电学院院长、九三学社社员刘宜伦老人和与他相依相伴的女儿。
    美国“三学会”会员
    刘宜伦，1913年5月出生于福建省长乐县谭头镇一个小商家庭。1920年，他进入长乐县金峰镇庐峰小学就读高小，1926年，以优异成绩考入福州英华中学。英华中学是教会办的一所贵族式学校，学费昂贵。考虑到家里负担过重，他主动退学，于第二年转入设有奖学金制度的马尾海军艺术学校。由于学习成绩优异，他得以免交学费和食宿费，直到毕业。1930年，刘宜伦考入南京海军电雷学校无线电工程班，3年后以名列第一的成绩毕业，先后到海军上海江南造船所、上海电台和抚宁号军舰等处工作。时任中华民国海军部部长的陈绍宽是一名有着全球眼界的海军军人，他曾到美、日、法、意等国考察海军，有感于列强海军的最新发展，因而，非常重视海军人才的甄选和培养。在上世纪30年代初，他陆续选送了一些有前途的海军专业人士到英国、美国深造。1933年冬，陈绍宽圈定4名留学人员。刘宜伦因业务精熟、工作表现突出，而受到他的赏识，与另1名同仁被派往美国留学深造。
    到了美国后，刘宜伦在普度大学电机工程系学习。因为是插班生，他要攻克语言关，同时要把前面的课程内容补齐。为此，他放弃娱乐，放弃节假日、暑假，放弃打工挣美元的机会，以比旁人更多的努力、超常的毅力在半年内就赶上并超过了其他人的学业。1936年，他顺利毕业，获得电机工程学士学位，1937年又在该校获得电机工程硕士学位，此后又获得哈佛大学奖学金，转入哈佛大学工程研究院学习。1938年，取得通信工程硕士学位。在1936至1937年间，因成绩优秀，曾多次受中国海军部特别嘉奖，先后被接纳为美国电工、工程及研究三个荣誉学会会员。
    在取得硕士学位后，他有条件在哈佛继续攻读博士，陈绍宽也拟派他前往英国再度深造，但因国内爆发抗日战争，海军人才奇缺，他毅然放弃深造机会，乘货轮绕道从马尼拉回国。回国后，他到内迁长沙的海军总司令部（1938年1月由海军部裁撤后成立）报到，被派往常德海军水雷制造所任电务股长，后调海军总司令部贵阳办事处。由于夺取制空权的日机狂轰滥炸，中国海军损失较重，已无法执行海上、江上作战任务，刘宜伦随即担负技术性的后勤工作。
    1939年，他调任恩施建设厅任技正、科长，并兼任李四光先生创办的鄂西科学馆评议员，担任抗战时期后方军需生产、通信建设和科研审议等工作，后随科学馆内迁到了重庆。1941年，他被重庆大学聘为教授，担负电信专业主要课程。1948年任电机系主任，同时兼任中央工业职业专科学校教授和电机科代主任、重庆交大电信研究所教授、国民政府军政部交通司通信试验室同上校技正、电信管理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
    现代网络理论教学的开拓者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千挫百折的祖国终于艰难迈开建设的步伐，中国的教育、科学工作者迎来了施展才华、实现宏愿的时代。刘宜伦继续在重大执教，兼任西南邮电管理局计划室主任、无线电处处长。1952年7月1日，他受邀乘专列赴蓉参加成渝铁路通车庆典，不久被任命为重庆电信局副局长，这让他感到了党对人才的重视，对他个人莫大的信任。他决心，要为党和人民的利益，为自己所钟爱的电信事业奋斗终身。1955年，他奉调进京参与筹建北京邮电学院，并先后任教授、教务处长、院长助理等职。1963年，他奉命调任重庆邮电学院副院长，还担任中国邮电部科技委员。文化大革命期间，重庆邮电学院改为邮电部第九研究所，他任副所长兼总工程师。1980年，重庆邮电学院恢复招生，刘宜伦任院长。1983年任该院顾问。从1941年到1991年整整50年，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他呕心沥血，辛勤耕耘，献身于祖国的通信教学和科研工作，为我国培养了大批高级通信技术人才。原重庆大学校长江泽佳教授、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朱祥华教授都曾师从于他，并对他尊重有加。
    刘宜伦尤其在电信网络理论方面有较深的造诣。早在30年代他留学美国期间，对当时刚形成的电信网络及其应用产生了浓厚兴趣，注意收集有关材料。40年代初，他在重庆大学任教，对电信网络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更加投入。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在北京邮电学院开设了“网络综合”新课程，又在网络理论新分支——有源网络综合方面从事研究工作，并招收了研究生，培养网络理论早期的骨干力量。由他主编的《网络综合理论》于1962年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成为本科加选课与指导研究生不可多得的教科书。文革后期，邮电部在重庆邮电学院开设高校网络理论教师提高进修班，也选此书为教材。他亲自讲课，对推广新学科和培养提高师资起了很大作用。同时，他还在有关刊物和学术会议上发表了多篇网络理论论文，推动了该学科向前发展。
    在学校，刘宜伦主要担负本科生和研究生网络理论课程、数字通信、信号处理等通信工程的专业基础课教学任务。他主张，高校教学发展定位既要突出实用性，又要着眼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最前沿，具有前瞻性。因此，在重视实践的同时，他特别强调基本理论的重要性。对于新知识，他不仅自己尽快掌握，而且还积极加以传播。70年代中期，他开发数字滤波与数字信号处理等新技术，还为青年技术人员开设通信系统知识讲座。80年代初期，他建议重庆大学招收开关电容网络的研究生，并帮助北京邮电学院网络理论的青年教师，对网络理论的一个新分支——开关电容网络理论开展研究。他与其夫人王孝谦教授合编了《开关电容网络》成为指导研究生学习的重要讲义。重视网络理论的纵深发展，关注其横向领域的渗透，体现了他对发展网络理论学科一往情深和执著追求。
    刘宜伦兼任了大量国家邮电通信管理、开发和研究工作，以及全国性和省市级学会的主要工作。1955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普及协会理事、北京市电子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1964年，当选为四川省电子学会常务理事；1977年，当选为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我国脉码调制新式设备的奠基人
    1973年，为了改变我国通信的落后面貌，加强数字通信的研究，邮电部决定，在原重庆邮电学院的基础上，建立我国专门研究数字通信的专业研究所——邮电部第九研究所，负责脉码调制系列设备和专用仪表、元器件的研制工作。在754（75年4月）工作讨论会上，与会人员附议了刘宜伦率先提出采用30／32路Ａ律2048千比特／秒为数字基群的数字系列的建议，被邮电部采纳，从而奠定了我国高次群脉码调制设备研制的基础。
    此后，刘宜伦主持和参加脉码调制系列设备的具体研制工作，并于1977年研制出我国第一套各项指标均达到国际技术标准的30／32路脉码调制系统设备及配套专用仪表，为我国通信向数字化方向发展开辟了道路。1978年，刘宜伦参与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套采用正码速调整技术、数码率为8448千比特／秒的二次群120路数字复接式设备，填补了国内的空白，各项性能指标符合CCITT国际技术指标。
    由于在较短时间内，对脉码通信技术的研究取得较大的成绩，1978年春，刘宜伦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该项研究成果获得全国科学大会重大科研成果奖，四川省和重庆市重大科学研究成果奖。他本人获得“邮电第九研究所先进工作者”称号，四川省和重庆市科学技术工作优异成果奖章。
    在脉码调制通信设备和配套仪表的研究取得成功后，刘宜伦受邮电部委托，举办了30／32路脉码调制通信技术短训班，来自全国21个省市邮电部门的学员参加了学习。刘宜伦亲自组织培训，讲授部分课程。原重庆邮电学院由于开展了脉码调制设备的研究，形成了一支有较强科研能力的教师骨干力量。
    努力成为合格的九三学社社员
    刘宜伦是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届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3年，刘宜伦加入九三学社，并曾担任社四川省委顾问。作为一名九三学社社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刘宜伦始终恪守职责，积极为国家电信事业的发展鼓与呼。
    1985年，在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上，他提交的《建议把邮电通信事业作为专题之一进行调查研究》提案，受到当时全国政协秘书长彭友今的重视。北京的全国政协委员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并特邀刘宜伦出席会议。此后，邮电部采纳了他的建议。在一次政协会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邹家华就国家经济发展报告征求委员们的意见，谈及加强交通投资，却没有涉及邮电事业的发展。刘宜伦连夜拟就提案，提出建议。正式报告采用了他的意见，增加了邮电投资内容。上世纪80年代，宁汉光缆工程完工，汉渝光缆工程建设紧接着上马。由于施工区域地形复杂，施工难度大，建设方拟采用模拟微波代替。刘宜伦得知后，寝食不安，经过反复论证，先后三次提交相关提案。在他的努力下，宁汉渝光缆工程得以按原计划实施，并提前一年完工，有效改善了重庆乃至整个西南与外界电路多年拥挤不畅的状况。此外，他还就适当扩大邮电学院招生比例、加强博士生培养、国家投资应向通信事业倾斜、增加邮电教育投资并充实教学设施等提出意见和建议，都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和采纳。
    刘宜伦启蒙于中国的传统教育，亲身感受过美国式的民主，起步于国民党的旧海军人员，归属于与中共肝胆相照、风雨同舟的九三学社，每天还坚持细研《参考消息》大量的信息。他的阅历让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有着深刻体会。他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基本政治制度。作为一名九三学社社员，要无负于国家和人民，敢于担当历史赋予的政治责任，自觉地坚持和维护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履行自己的职责，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要认真分析西方一些国家建立在特殊利益集团基础之上所谓的民主，自觉维护安定团结、改革发展的大局，而不是人所云我亦云，做出追求“民主”之名，损害“民主”之实，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来。
    刘宜伦现在已不再担任教学和科研具体任务，脱离了公众关注的焦点，但他仍倾心关注着通信发展的新动向，关注社会的发展方向，关注中国多党合作和九三学社事业的发展与壮大。正是因为如此，凡重庆九三学社重大组织活动，我们都会看到他蕴含毅力、令人感佩的身形。（200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