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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沧桑君与共 携手共襄民族魂

——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民族精神

袁 野

 

 
    
【摘  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取得民族革命战争的重要法宝。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通过借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加强经济建设,用“一国两制”思想推动祖国的和平统一是新时期我们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民族精神 一国两制 祖国统一 经济建设

    建立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和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不同历史时期的统一战线,有着不同的内容,担负着不同的任务。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各族人民的首要任务是团结起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形成,从而使八年抗战得以实现并取得伟大胜利。而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加速经济的发展、推动祖国统一、振兴民族精神则是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因此,借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胜利60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重温历史,从而获取有益的启迪,为振兴民族精神做一探讨。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也经历了“反蒋抗日”、“逼蒋抗日”、“联蒋抗日”的不同阶段。
    1、从提出“民族革命战争”到“瓦窑堡会议”——“反蒋抗日”阶段
    “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大规模进攻中国的民族矛盾和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连续进行军事“围剿”的阶级矛盾并存的复杂局面。在此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分析了“两国三方”的发展态势,于1932年4月发出了“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号召。进行“民族革命战争”,是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萌芽。认为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是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先决条件,只有“反蒋”才能“抗日”。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对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并制造事端,挑起华北事变。而蒋介石政府则一再妥协退让,与日本当局签订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从而使中国政府丧失了对华北的统治权。为了挽救民族危亡,1935年8月l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进一步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提出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统一的抗日联军”。“宣言”虽然没有把蒋介石包括在内,但却把地主、资产阶级、一切军队都包括在统一战线之中。“八·一宣言”的发表,在政治上标志着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基本形成。
    1935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和组织全中国各民族的一切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决议”重申统一战线的最高组织形式是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瓦窑堡会议决议,全面阐述了我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纲领,标志着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的正式形成。
    2、从瓦窑堡会议后到东征回师通电——“逼蒋抗日”阶段
    瓦窑堡会议以后,党中央在指导思想上纠正了“九·一八”事变以来危害革命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在实践上开展了一系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工作。争取爱国领袖(如沈钧儒、宋庆龄)、争取地方实力派(如张学良、杨虎城、李宗仁、冯玉祥等爱国将领)的抗日主张和行动,表示愿意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同时开展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工作。193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第一次公开把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包括在统一战线之内。
    为了以实际行动表明红军抗日的决心,红军曾东渡黄河,开赴华北前线抗日。此举却遭到国民党阎锡山兵力的强行拦截,中共中央为了实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从大局出发,于1936年5月5日, 毅然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即东征回师通电)。“五五通电”指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谁负谁胜,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决定回师陕北。
    1936年8月12日,中共中央在《关于今后的战略方针》中,首次确认南京为统战工作的“必要与主要对手”,提出“请蒋抗日”的问题。从这个时候起,我党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开始了“逼蒋抗日”的新阶段。
    瓦窑堡会议后,党把争取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作为工作重点,作为“逼蒋抗日”的中心环节,并以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作为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战略步骤。1935年11月,中共中央与杨虎城达成互不侵犯、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等协定。1936年4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肤施(即延安)同张学良会谈,张同意中共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并提出争取蒋介石抗日的意见,双方商定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事项。到1936年上半年,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之间,实际上停止了敌对状态,三位一体合统一战线在西北地区首先实现。
    西北大联合局面的形成,不仅证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正确和具有伟大的号召力,而且对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发展,产生着极大的影响。
    3、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到蒋介石庐山谈话的发表—“联蒋抗日”阶段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并派周恩来等人前往西安,向张学良、杨虎城表达了和平解决的意向,随后又同以宋子文、宋美龄为代表的南京方面会谈,经过三方的共同努力,终于达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协议。⑴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抗日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15日,周恩来向蒋介石递交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言”提出了“发动全民抗战、实行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要求,重申了中共的四项保证。17日,周恩来同蒋介石在庐山谈判。8月13日,日本大举进攻上海,国民党统治受到严重威胁,蒋介石不得不接受共产党关于合作抗日的主张,被迫决心抗战。19日,双方就红军改编等问题达成协议,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共合法地位和国共合作抗日。至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意义及作用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武装力量的发展和壮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我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推动祖国的繁荣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
    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坚持,使全国各种进步势力和力量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之下,形成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强大力量,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创造条件。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正面战场作战的国民党军队,先后组织了平津、淞沪、太原、武汉等重大战役,迟滞了日本侵略军的进攻速度,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狂妄野心和嚣张气焰,使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在几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罪恶阴谋宣告破产。八年抗战中,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比较大的战役有22次,重要战斗1117次,总共毙伤日军859626人,②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中国共产党坚决实行全面抗战路线,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并先后组织了平型关、百团大战等一些有重大影响的战斗,取得了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坚定了全国人民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信心。据统计,八年抗战中,共产党领导的亲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纵队,对日、伪军作战多达125165次,毙伤俘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歼灭日军527422人)③,收复了大片国土,创造了晋察冀等19块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成了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战略基地,严重地威胁着日军的后方,有力地牵制了日军对正面战场的进攻,配合了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作战。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的感召下,全国各地、广大人民群众掀起了群众性的救亡运动高潮,为正面战场的抗日军队出钱、出物、出力,为抗日救亡而大声疾呼;侨居世界各国的华侨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建立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如东南亚华侨领袖陈嘉庚等在新加坡组织的“南洋华侨筹赈难民委员会”等,这些团体从各方面开展支援祖国抗战的活动,以财力支援祖国抗战的成绩尤为突出。据统计,抗战头4年华侨救国捐款达国币26亿元之多,占国民党政府抗战军费的85%。八年抗战期间,包括义捐和救国公债在内,华侨对祖国捐献多达国币50亿元之巨。④华侨不但从财力,物力上支援祖国,而且大批华侨青年自愿回国服务,参加抗战。这些极大地鼓舞了国内广大军民团结抗战到底的意志和决心。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广泛性,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是罕见的。正是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坚持和发展,“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正是具备了这样的基本前提和条件,中国人民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二)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的重要环节
    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影响到中国抗战,也影响到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得到世界各国人民支援,也得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各国的支援。同时,对欧洲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也起到了战略配合的重要作用,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提供了宝贵经验。
    1937年3月中国共产党倡议由中、英、美、法、苏等五国参加的“太平洋联合战线”,提出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的联盟的主张。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倡导,抗战期间在中国战场上吸引了一大批来自朝鲜、苏联、美国、印度、加拿大、日本等10余个国家的志愿援华友好人士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有了良好的开端。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认为,全世界法西斯阵线和反法西斯阵线的伟大斗争时代到来了,强调“目前共产党人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澳大利亚等十几个国家对日宣战,同时中国也对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宣战,这表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1942年1月,包括中国在内的26个国家在美国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共同宣言》,正式形成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打破了日本侵略者“北进”和“南进”的计划,既使苏联避免了两面作战,又牵制和阻滞了日本帝国主义南侵的步伐,迫使日军两面作战,为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转入反攻赢得了时间,创造了条件,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由于中国各族人民的联合抗战,有效地打破了日本侵略者企图尽快结束侵华战争,抽调兵力增援太平洋战场的计划,使“在对英美开战后,日本陆军主要战场在客观上仍然是中国大陆”。使英、美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逐渐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
    在八年抗战中,中国军队共毙伤俘日军1,387,048人,伪军1,186,696人,到1945年9月日军战败投降为止,日本军队及其附属人员在中国战场上战死病死和负伤者达2,874,000人。而在太平洋和亚洲其它战场上,被英、美等国军队击毙或病死受伤者是89万多人。⑤两相比较,日军在中国战场的伤亡人数比在太平洋和亚洲其它战场上的伤亡总数多了一倍多。由此可见,中国战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主要战场,中国军队是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主要力量,中国人民的全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三)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武装的壮大,对中国革命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坚持和发展,也使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武装力量迅速发展、成长壮大。因为由于两党合作的政治环境。中国共产党取得合法地位,可以公开从事抗日活动,从而摆脱了以往狭小的工作环境,走向全国的广阔天地,使中国共产获得发展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有利条件。
    首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壮大。由于中国共产党动员全民族抗战,得到广泛的支持和拥护,人民群众踊跃参军参战,因而人民抗日武装迅速发展壮大,由抗战初期的4万多人发展到抗战结束时的121万人,民兵220万人。④人民抗日武装数量大大增加,成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军事力量。
    其次,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日益发展。中国共产党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赢得了各族人民的爱戴和敬仰,政治威望大大提高,成为全民族抗战的领导核心。许多进步人士、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纷纷向共产党靠拢,参加共产党的组织。到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由原来的几万人发展成为一个拥有120万党员⑥,思想、政治成熟、组织巩固的全国性的大党。
    再次,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深入敌后,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收复了大片国土,在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建立了19块抗日根据地,总面积约达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50余万。⑦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构成了对日军占领的许多中心城市和交通线的战略包围,成为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重要依托和基地。无数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民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此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使中国共产党学会了正确处理国内各阶级和阶层以及各族人民之间矛盾的本领,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政策和策略。这些策略的贯彻实施,发展和壮大了进步力量,争取了中间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了一小撮汉奸卖国贼,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坚持,保证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用以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制定出符合中国实践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发展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巩固和团结,为夺取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三、借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历史经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时期为我们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也为我们树立了一座民族的丰碑,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一) 坚持爱国主义,拥护祖国统一的精神
    祖国统一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愿望,也是中华民族原创力量和思想智慧长期生生不息的结果,并从中形成了生于忧患、自强不息、协和万邦的民族精神。中国共产党自从成立以来和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以后,在为祖国统一而奋斗的过程中,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民族精神,成为这一民族精神的典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头30年,为了实现祖国统一,和平解放西藏、新疆,建立了祥和安康的政治局面。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完全统一祖国大业被提到日程上来。为完成这一任务,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把缘于民主解放运动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发展为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在内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另一方面,极富创造性地提出了用以解决那些历史遗留问题的“一国两制”基本方针。
    随着1997年香港的回归、1999年澳门的回归,如何解决台海问题,实现祖国的大一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关心的问题。有鉴于此,胡锦涛主席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多次向台湾当局和各党派发出了“在坚持‘一个中国’和‘九二共识’基础上,欢迎坐下来谈”的善意的邀请。这也带来了2005年国民党主席连战和亲民党宋楚瑜对祖国大陆的访问。
    连、宋的大陆之行,为推动我们民族的统一,推动我国多党民主政治的建设,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必将产生极大的影响,正如连战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所说“让我们大家共同在一个和平的架构之下能够互惠、互利、双赢和平来发展自然的经济,来提升我们人民的生活。”⑧当然,这种美好愿景的实现,需要我们以史为鉴,科学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成果,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弘扬爱国主义民族精神来实现。

    (二) 坚持发展的精神,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经济上的落后将导致我们民族在世界上的弱势地位。发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要求我们以提高民族地位为己任,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高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弘扬发展的民族精神。
    目前,我国已经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一步和第二步战略目标,先后达到了温饱水平和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这只是小变化和中变化。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才是大变化。实现这一宏伟目标,靠共产党孤军奋战是完不成的,必须通过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成浩浩荡荡的建设大军。团结的人越多,力度就越大,对我们的事业也就越有利。统一战线聚集着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和科技人才,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和作用。比如,通过利用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中的专家、学者对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课题深人进行调研,形成一些有价值、有份量的意见和建议为我们所用,共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建设。
    又比如,充分利用非公有制经济来共同推动民族经济的发展。统一战线中的非公有制经济主要指个体、私营经济。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群体不断成长壮大,做好这个新的社会群体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报告指出:“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要“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人民”。通过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爱国、敬业、守法,经济上有利于巩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经济发展,政治上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力量支持。

    (三) 坚持创新的精神,进一步完善“一国两制”的统一战线新理论
    “一国两制”的观点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提出的和平解决国家统一问题的创造性构想,它对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不同所有制度问题,具有较大的理论创新性。
    首先,“一国两制”理论是对国家学说的新发展。按照传统的国家学说,一个国家内部只能有一种国家制度。但当代中国面临的现实是,中国主权范围内,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制度(大陆是社会主义制度,港澳台是资本主义制度)。要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就必须妥善处理这种不一致。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为处理这种不一致性,找到了一个适当方式。“一国两制”表明: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确立了新中国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但实行“一国两制”并不改变实行资本主义地区的阶级关系,而是把两种不同的国家制度、社会制度统一于一国主权之内,双方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分野,彼此相对独立,长期共存。这种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特殊关系,显然突破了迄今为止国家制度的基本模式。
    其次,“一国两制”赋予了有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以新的理论内涵。它使爱国主义的政治基础变得更加广泛,社会构成进一步扩大。它把我们的爱国主义联盟,扩展成为一国之内不同社会制度间的联盟,使爱国主义不受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意识形态的束缚,消除了港、澳、台地区人们的心理矛盾、负担和疑虑,满足了他们的爱国愿望。 “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使爱国主义体现出了两个层次,对不同社会制度下的爱国者提出不同的要求,赋予了爱国主义以新的理论内涵。其实质就在于:祖国不是抽象的。对于实行社会主义地方的每一个公民、每一个青年的爱国主义要求为“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而对于后者实行资本主义地方的每一个公民来说,邓小平提出了科学的标准,认为只要他们“爱国一家,走祖国统一的道路,就有功于民族,有益于人民”。
    再次,“一国两制” 理论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一个范例,这也是一种创新。 “一国两制”理论的提出,为稳定世界局势、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或现实国际争端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构想。在当前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呈现出两制间并存竞争、联系制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借鉴扬弃等态势。资本主义制度不仅创造了极为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仍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在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小范围内允许资本主义的存在更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这种对两制关系的富有前瞻性的认识,成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得以产生的逻辑起点和坚实的支点。用“一国两制”顺利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证明,“一国两制”为世界各国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野和思维,是中国人民对当代世界作出的伟大贡献。
    目前,我们已经成功地运用“一国两制”的基本理论解决了香港和澳门问题,而对于台湾问题的解决,目前还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如何创新性运用“一国两制”思想,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笔者借鉴今年连战、宋楚瑜对大陆访问大陆的经历认为,可以运用“中华民族精神”这一观点来发展“一国两制”思想。在“中华精神”的基础上,“一国两制”的内涵可以进一步扩展为:“一个中国,两制并存,主权统一,各俱特色,经济一体,政治差别,文化交汇,社会融合,军事互助,永保和平,对外一家,共享尊严,继承传统,开辟未来,民族复兴,光耀环球。” 以“中华精神”来淡化两岸的政治分歧,加强两岸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的交往,结束军事、外交领域的对峙状态,开辟军事、外交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不因政治分歧影响到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解读和对两岸文化同一性的认知。


    四、结 束 语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民族面临外侮时期提出的科学思想,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而在新的历史时期,树立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维护祖国统一和世界和平则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科学选择。合理运用和科学发展“一国两制”的思想,必将赋予“中华民族精神”新的内涵,从而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高峰。
    参考文献:
    ①六项协议包括:l、双方停战,中央军撤出潼关;2、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3、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4、停止“别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5、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6、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
    ②③《中共党史文摘年刊》(1985),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12月北京第一版 第261、262页。
    ④《华侨对祖国抗战的贡献》,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第一版。
    ⑤[日] 藤原彰 《日本近代现代史》中文版第三卷
    ⑥⑦《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7月第一版
    ⑧《连战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重庆青年报》2005年5月


    作者简介:袁野,男,(1971年——?),西南师范大学讲师,九三学社社员。主要从事经济管理和市场营销教学和科研工作。现在西南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就读应用心理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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