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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族 至 上 国 家 至 上
－－抗战时期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初探
张 牛
摘 要：
民族至上、国家至上，是周恩来抗战时期统一战线思想的核心，其根本要义是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进攻。既坚守原则又机动灵活，求同存异，具体矛盾区别对待，是周恩来抗战时期统一战线思想方法的突出特点，对解决台湾问题，构建和谐社会，维持和发展社会稳定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周恩来 抗战时期 统战思想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华民族史上一个悲壮而伟大的时期，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战斗，中国军民击退了日本侵略者的进攻，取得了反对外来侵略的辉煌胜利，在世界反法西斯史上抹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这场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要夺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是不可想象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同志，其毕生的全部理性思维和政治实践都紧密联系着无产阶级的统战事业，成为倡导和实践这个统一战线的典范。研究周恩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巩固和发展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统一战线是民族的、民主的、社会的
由于特定历史原因，中国抗日民族统—战线既不同于任何外国的统一战线，如法国、西班牙等国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也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战线，如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形式，而是有着新的特点。周恩来在毛泽东总结的关于统一战线八个特点的基础上，1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三重性质：第一，统一战线是民族的。也就是说，这个统一战线是建立在全民族一致对外、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周恩来非常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这个根本性质，他指出，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括全民族所有不同党派、不同阶级、不同军队、不同组织。他认为，这种民族性既是统一战线的力量所在也是它的优点和特点。第二，统一战线是民主的。由于我国政治生活中没有民主传统，国民党统治实际上是独裁政治，抗战以后不久就宣扬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想把共产党吸收到国民党里加以“熔化”。如此一来，在陕甘宁边区以外，人民得到的民主权利就极为有限。对此，周恩来指出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大弱点，也是中国的统一战线不如欧洲人民阵线的地方。周恩来认为，正确处理抗战与民主的关系，是巩固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内容。他说，抗战与民主犹如自行车的两轮，没有民主，抗战的运动不能广泛深入，甚至抗战发动不起来，或者遭受挫折，或者被出卖。早在 1939 年，周恩来就强调统一战线必须实行民主政治。他指出，抗战后的民主自由虽稍有一些进步，但仍受着严重限制，加强统一战线的民主是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第三，统一战线也是社会的。意思是说，这个统一战线对社会解放起着初步的推动作用。1939年 3 月，周恩来在新四军活动分子会上的报告对这点作过解释。他说，统一战线的社会性实际上是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出路，对这一点，共产党是赞同的，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实现要从解决民生问题开始，经过民生主义的发展可转向社会主义。周恩来还认为，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承认民生主义是基本的，许多民生问题本应是能够解决，但实际上都没有得到适当解决，所以应当推进民生主义。周恩来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这些特点和性质的分析，是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的，对于认识统一战线的发展变化趋势也极有价值。
既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民族的、民主的、社会的，那么这个统一战线是不是不加区分，不讲原则地成为一个“大一统”呢？周恩来认为绝不应当是这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有不可放弃的基本原则。这个基本原则，就是周恩来在 1941 年 6 月 15 日为《新华日报》撰写的社论中所指出的“国家至上”和“民族至上”。
什么是“民族至上”在中国的含义呢？周恩来说，首先应该认清中华民族是处在被压迫民族的地位，要从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自求解放，尤其在今天，要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自力更生，从抗战中达到解放之路。“所以‘民族至上’的口号就等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它是被用来动员全中国被压迫民族向着主要的民族敌人——日寇，作生死存亡的决斗。在这个意义上，一切个人利益，阶级利益，党派利益，都应该服从总的民族利益。为民族利益而奋斗而牺牲，是中华儿女今天最光荣最主要的任务。”
什么是“国家至上”在中国的涵义呢？周恩来说，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以及被帝国主义战争所蹂躏的一些弱小国家，民族解放的利益是各阶级所共有的，“保护祖国”的口号，也就适用，而“国家至上”也就有它的严格历史意义。中国共产党人便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保护祖国”的口号，拥护“国家至上”的口号。
可见，“国家至上”和“民族至上”的内涵，在抗日战争中，就是全中国各阶级、各民族、各阶层、各政党、各组织、各派别团结一致，共同对外，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保卫我们亲爱的祖国。
正是在这个基本原则的要求下， 1936 年 12 月，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机智地化解种种矛盾和阻力，和平地解决了西安事变，实现了国内和平，“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2在全国建立起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也正是在这个基本原则的要求下， 1937 年 7 月 15 日，周恩来在为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大声疾呼：“寇深矣！祸亟矣！同胞们，起来，一致地团结啊！我们伟大的悠久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屈服的。起来，为巩固民族的团结而奋斗！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奋斗！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
在“国家至上”和“民族至上”基本原则的要求下，抗战爆发前后和整个抗战时期，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现共同抗日，周恩来对中间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作了大量的争取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如1936年4月，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红军同东北军率先在全国建立起停战抗日的统战关系；在积极争取东北军的同时，周恩来也对杨虎城领导的十七路军展开了统战工作，在分别联合张学良、杨虎城的基础上，设法消除了十七路军同东北军之间的猜疑和隔阂，使红军终于在1936年秋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共同建立起“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
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确立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时，是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统治集团排除在争取对象之外的，所执行的是“反蒋抗日”的方针。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周恩来等对地方实力派的争取，党中央对“反蒋抗日”政策逐渐有了新的认识，实行了“逼蒋抗日”的总方针。从1936年下半年开始，中共中央加紧展开了争取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晋系阎锡山，川系刘湘，新疆盛世才，河北宋哲元，宁夏马鸿逵等地方实力派的工作，这些名单“均经过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李克农具体安排”。3由此可见，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有一个从局部到整体、由国民党地方到国民党中央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争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同红军建立停战抗日统战关系，是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和枢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周恩来功不可没。
1938年11月，中共中央设立南方局，由周恩来负责全面领导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正如周恩来指出的：国统区是统一战线工作的第一线，没有第一线的统战工作，抗战就不能顺利进行下去，因此，必须坚持这个阵地。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南方局创造性地贯彻和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顽固派和反动势力，周恩来奔走呼号；为作各个阶级、各个派别、各种组织、各界人士以及各种中间势力的团结工作，周恩来更是不遗余力。正是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方局的关心支持下，大后方的爱国民主人士先后建立了民主政党。在我国的八个民主党派中，“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以及“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前身组织之一——“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创建，都是与周恩来的帮助分不开的。
总之，民族至上、国家至上，是周恩来抗战时期统一战线思想的核心，其根本要义是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进攻，保卫我们的祖国。这个立场，与中国共产党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阶级、阶层、政党、集团，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是完全一致的。
二、周恩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方法之特点
周恩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非常丰厚精深，一切从大局出发、抓主要矛盾，要广交朋友，具体矛盾具体分析，求大同存小异，思想立场坚定、方法策略灵活等等，都是抗战时期周恩来统战思想方法的突出特色。而在这些特色特点中，最能反映周恩来个人风格的，是“既坚守原则，又机动灵活”、“求同存异”、“具体矛盾，区别对待”几个方面。
1、既坚守原则，又机动灵活
抗战之初，周恩来在制定有关统一战线工作的一系列政策和策略时，就把“坚定的立场”、“机动灵活”以及“谦诚的态度”等列为“统一战线守则”的重要内容。4他提出：在斗争中，我们既要不失立场，坚守原则，又要机动灵活，以求成功，但不操之过切，咄咄逼人。在组织上，要不暴露，不威胁，不刺激，以求实际发展，但警惕走向死路，自投陷阱。在工作上，使竞争相互让步互相为用，但竞争不应损人，克己互助不舍己耘人，让步不能损害主力。此外，还有要重实际，重信义等等。周恩来提出这些要求，并不是要共产党人充当谦谦君子，而是为了抗战，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由劳苦群众以至上层分子，只要不当汉奸，都是我们要团结的。”5正因为如此，周恩来在与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的国民党代表谈判时，总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雍容大度，尊重对手的“党见”和“党格”，与之推诚相见，以便经过认真商谈，争取在维护民族利益的前提下，达成互信互让。这就使得他与谈判对手不仅建立了“公谊”，而且还能“由公谊而增私谊”。在争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工作中，在国统区联系民族资本家以及与社会各界人士的交往中，周恩来时时处处都坚持了这个“既坚守原则，又机动灵活”的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善于把合法的、公开的斗争与不公开的、隐蔽的斗争结合起来，善于抓住各种有利机会，通过各种灵活的形式来促进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从而赢得了尊重，赢得了友谊，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
对于不失掉立场，周恩来在1939年3月给新四军活动分子会上作报告时，有过这样的说明：所谓不失掉立场，不是要时时刻刻挂在嘴上，摆在脸上，身上挂红袖章，头顶上嵌共产党三个字。这反会使人讨厌，接近不了群众，影响不了友党。坚持原则要讲究方法。有人说共产党不择手段，我们反对这句话。只要不违背我们的原则，不违背我们的目的，只要采用的方法能够得到社会的同情，那么这种方法就可采取，这就不是不择手段。这里周恩来讲的虽然是统一战线的方法，但却具有一般的方法论意义。
2、求同存异
“求同存异”是周恩来分析统一战线内部状况，处理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的重要的思想方法。在抗日战争中，“求同”，就是求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团结起来一致抗敌的“同”；“存异”，就是在“求同”的前提下，允许不同党派、不同组织、不同阶级、不同个人自己意见的存在。周恩来是“求同存异”原则的倡导者。早在1941年，在粉碎蒋介石发动的反共高潮的严酷斗争中，为了尽可能多地争取和团结朋友，周恩来就明确提出：“干革命，人越多越好，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思想上可以求同存异。”这是迄今所见的周恩来关于“求同存异”的最早的明确表述。周恩来也是“求同存异”原则的实践者。他灵活运用这一原则，正确认识和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同与异的矛盾，形成了个性鲜明的统战工作作风，达到了超群绝伦的艺术境界。
周恩来“求同存异”思想的实质，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统战工作实践中，他依据不同的对象和具体的历史条件，创造了不同的“求同”方式，如协商求同、逼迫求同、亲善求同、等待求同等。关于周恩来这种“求同”的统战风格和统战艺术，美国记者海伦·福斯特·斯诺在《—个女记者的传奇》 —书中写道：周恩来善于“寻找共同立场和结合的纽带”，这是十分中肯的。
譬如对抗战时期的蒋介石，周恩来就经常采用“求同存异”的方针。1936年9月22日，周恩来有一封致蒋介石的信，信中在揭露蒋介石背弃孙中山先生遗教，分裂两党统一战线，众叛亲离的事实后，呼吁“大敌在前，亟应团结御侮”，希望蒋介石“变更自己政策”，“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愿先生变为民族英雄，而不愿先生为民族罪人。”6 对于蒋介石的阶级立场，周恩来从来都有清醒的认识，那就是蒋介石国民党是法西斯主义。但对不同时期的蒋介石，周恩来认为观察的侧重点应有所不同。“抗战前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政策重心在争取他抗战，故强调其可变性与革命性，而只注意其动摇性与被动性就够了。抗战初期，我们的政策重心在争取他长期抗战，全面抗战，故强调持久战，强调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于是就要深刻地认识他的妥协性与两面性。”7必须承认，国共两党在联手抗日之前，曾经在十年内战中数次兵戎相见，甚至在抗日期间曾也出现过一系列大小“摩擦”事件，如“皖南事变”等。但当国难当头时，抗击日本侵略便成了国共两党共同的主要任务。从整个抗战时期的情况看，国共两党能在一致抗战大局上协调，没有出现影响抗日大局的严重分裂，同周恩来“求同存异”的态度与正确解决矛盾的策略是分不开的。著名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就是周恩来“求向存异”方法运用的一个光辉范例。
3、具体矛盾，区别对待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也是周恩来饯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突出特点。
如何正确处理统一战线内部抗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问题，处理同蒋介石集团的关系，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键问题。周恩来长期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负责同国民党谈判，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从切身体会着重指出：“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有无产阶级，有农民，有小资产阶级，有自由资产阶级，甚至有时有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也来参加，所以这个队伍很大，很复杂，力量不平衡，不容易统一。对这样一个队伍要弄得很清楚，要会分析，懂得怎么争取队伍的大多数，反对这个队伍中和我们争取领导权的少数人，同他们斗争。不懂得这一点就要犯错误。” 8因此，周恩来主张，对于抗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去联合人家，而不是同化于人家。”对于民族资产阶级， 则主要采取联合的态度，原因是民族资产阶级不仅与日本帝国主义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而且同四大家族的矛盾也十分尖锐。周恩来深切了解和关怀民族资产阶级的处境，同他们的代表人物有着广泛的接触和交往，支持他们问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作斗争，鼓励他们为抗战做出贡献。康心罕、康心如、康心立、康心远四兄弟，除康心罕外，都是四川有名的民族资本家，不仅同工商界有密切的业务联系，而且同国民党元老派于右任、邵力子等有深交，与地方军人以及政界要人、《大公报》总编辑等也关系密切，社会联系面广泛。周恩来极为重视做他们的工作，常到康家兄弟处交谈，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康心远的女儿康俭沙后来回忆说， 周恩来对工商界统一战线工作特点是：“根据形势，针对对象，利用条件。掌握情况，形式自然，方式多样，见缝插针，引导方向，启发争取，给以希望，团结多数，效果无量。”9
至于对蒋介石，周恩来也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进行了具体分折。他指出，蒋介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其思想基本上是反共的。但是，蒋介也是代表英、美帝国主义集团利益的。抗战以后，英、美站在反对日本方面，这就影响了蒋介石这个英美派大资产阶级的态度，使他“站在抗战方面反对日本，但同时又和日本勾结”。周恩来说，要深刻地认识蒋介石国民党的这种两面性，特别是要认识到“反动性的那一面是根深蒂固的”。要看到蒋介石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一方面在方针及形式上还讲团结主张抗战，不愿造成全国破裂的局面，另一方面，他的实际政策又是限共反共，破坏统一战线，存在着妥协投降的可能。周恩来指出，这是蒋介石的思想与政策的最矛盾处，也就是他的政治特点。周恩来在《论统一战线》中说：“从‘九一八’以来的国共关系发展到今天，一般地是停止了大规模的内战，发动了抗战，这是统一战线的成功。……但是，就是在抗战之下还是有局部的内战，还是充满了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行动，这是国民党所实行的。这个对立斗争现在还是继续着。”“三次反共高潮三次谈判，三次谈判后又继续谈判。谈判是为了胜利，为了民主，为了团结，……这是长期以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过情形。”我们党正是在对蒋介石集团这种阶级本质的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制定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而在南方局，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把又联合又斗争这一总政策更加具体化，周恩来认为由于形势需要和蒋介石在各段时间里对抗日、对我党的态度、政策有所变化，我们的政策就不能定型化，而应当随着各种变化相应地有所侧重。这是非常辩证的态度。
周恩来指出，国民党是一个由复杂成分组成的政党，其中有顽固派，有中间派，也有进步派，整个国民党并不就等于顽固派。中间派和进步派是主张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妥协、分裂、倒退的，这一点必须认识清楚，才能利用他们的矛盾采取分别对待的政策，用大力量去团结国民党中的中间派和进步派。对于国民党中的中间派和进步派，周恩来不仅把他们与蒋介石顽固派加以区别，而且同他们进行了广泛的接触，经常邀请他们一起商讨抗日、民主大计。张治中是国民党的当权人物，抗日战争期间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和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的要职，但他不赞成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周恩来同张治中经常接触，对他采取了团结的态度。皖南事变后，张治中向蒋介石上万言书，痛陈蒋介石对中共问题的处理决策。甚至对蒋介石的谋士、秘书陈布雷，周恩来也不放弃同他的交往。对陈布雷撰写的一些有利抗战的好文章予以肯定，并通过他的女儿陈莲(共产党员)作了不少工作。周恩来还带口信给陈布雷，希望他的笔不要为一个人服务，要为四万万同胞服务。所有这些，对于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分裂、倒退，展开抗日民主运动，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三、周恩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启示
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推动和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性。周恩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和方法，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巩固和发展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有着重要的启示。
1、在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过程中，要正确认识和认真分析不断变化的海峡两岸的实际情况。20年来，我国内外形势发生了一系列历史性重大变化。随着中美建交，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世界上所有大国和大多数国家普遍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郑重宣告了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使解决台湾问题的历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邓小平同志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高瞻远瞩，在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关于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思想的基础上，制定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并首先成功地运用在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的实践中。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提出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成为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又一纲领性文件。然而，近两三年来，“台独”分裂活动日益猖獗并迅速升级，特别是到2003年底，台湾当局领导人公然提出“台独时间表”，而且不顾美国的明确反对，强行“公投绑大选”，严峻的局势要求我们必须做好应付最坏情况的准备。但是不能不看到的是，广大台湾人民和台湾的一些政治派别、组织、力量，并不希望两岸分裂，两岸关系中出现了一些有利于遏制“台独”分裂活动的新的积极因素，台海紧张局势出现了某些缓和的迹象。前不久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以及新党主席郁慕明的大陆之行，就是证明。面对这种复杂变化的情况，在胡锦涛就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提出的4点意见的指导下，周恩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中的一切从大局出发，既坚守原则，又机动灵活的策略，应当是可以借鉴的。
2、推进和加强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建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早在1979年6月15日，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的开幕式上，邓小平同志对新时期统一战线就作过全面的论述。他指出：“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革命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邓小平同志对我国阶级关系发生根本变化所带来的统一战线方方面面的变化作了详细的阐述。比如他说，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国的资本家阶级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等等。这些都是一些以前不曾有过的新情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充分注意到这些新的情况。要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服务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这个过程中，人民政协作为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有团结面大，联系面广的优势，要充分发挥这个优势，团结各界、协调关系、凝聚人心，以扩大团结面、增强包容性，努力营造和谐社会的良好氛围。
3、具体分析和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把社会矛盾降低到最低程度，维持和发展社会稳定。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社会矛盾的凸现期，各方面的利益会发生冲突，有时甚至可能非常激烈。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一定要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协调好、兼顾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随着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我国社会存在的一些人民内部矛盾出现了多发多样的状况。这是我国社会深刻变革中难以完全避免的现象。关键是我们要正视矛盾，正确分析矛盾，找到化解矛盾的正确途径和有效方法，形成妥善处理矛盾的体制机制，而不能让矛盾积累和发展起来、以致影响国家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要深刻分析现阶段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原因特别是深层次原因，注重从源头上减少人民内部矛盾的发生。当前，要重点解决好在土地征用、城镇拆迁、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过程中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坚决依法纠正各种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要进一步完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方法，完善信访工作责任制，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把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结合起来，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要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要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坚持依法办事、按照政策办事，既依法维护群众正当权益，又依法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在这方面，周恩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中团结大多数人，一切为了一个目标努力的思想，是有指导价值的。
参考文献：
《周恩来选举》（上卷）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
《周恩来书信选集》
《周恩来精神与风范研究文集》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
注：
1 见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作的《论新阶段》报告
2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45页
3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第363页
4 周恩来：《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方法和守则（提纲）》，见《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
5 周恩来：《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周恩来文选》（上卷），第105页
6 周恩来：《致蒋介石信》，见《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
7 周恩来：《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周恩来文选》（上卷），第142－143页
8 周恩来：《论统一战线》，《周恩来文选》（上卷），第211页
9 《怀念周恩来》，第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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