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数学教育的开拓者何鲁
2010-08-11

郭  祥  九三学社中央社史研究中心研究员、社重庆市委宣传处处长、重庆市作协会员

何鲁,1894年3月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字奎垣,笔名云查。他是我国现代数学教育的开拓者之一,曾就职于东南大学、上海中法通惠工商学校、大同大学、第四中山大学、安徽大学、重庆大学、云南大学,任教授、教务长、校长等职。解放后,先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人民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数学理事会理事等职。

何鲁的父亲粗通文墨。在父亲的熏陶和严格要求下,他自幼喜爱读书,并有较强的理解和记忆能力,能熟背《诗》、《书》、《礼》、《易》、《左传》等中国儒教传统书目。1904年,10岁的他投考刚刚设立的成都机器学堂,以“学生鲁当以扬名”对主考官“童子鸿不因人热”,被主考官誉为“神童”,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录取。在学堂,他认真学习,经常获得各种奖励,并享受免费待遇。3年后毕业,因品学兼优,被保送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后又转入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1910年暑假,他由同盟会员朱伯为介绍到天津《民意报》工作,并加入同盟会。1912年春,他在《民意报》头版发表了《声讨清华校长唐国安檄文》,抨击洋人擅权,被北洋政府外交部明令开除。离开清华后,他考入天津工业学校。

1912年初,李石曾、吴玉章、吴稚晖、张继等人在北京发起组织“留法俭学会”,鼓励青年人以低廉的费用赴法留学,从而“输世界文明于国内”,以实现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他们认为“法国是民气民智先进一国”,因此“欲造成新社会新国民”,以留学法国为最宜。时任教育部长的蔡元培也积极支持和推动。

这一年春天,留法俭学会在北京安定门方家胡同创办了留法俭学会预备学校。何鲁参加了第一期学习。自5月底开学,半年后,他和妻弟朱广儒、朱广湘和朱广才等60多人离京赴法,成为我国首批赴法勤工俭学留学生。

何鲁到了法国,边做工边学习法语。1916年,他进入里昂大学理工科学习。里昂是法国第二大城市、欧洲著名古城。里昂大学是1896年由法律、医药、理工和文科学校合并,成立的一所综合大学。

比较中法两国中等教育,体制和教学内容都有所不同,学生数理基础存在差距,加之语言障碍,初到里昂大学的何鲁与其他人一样,上课如听天书。经常有中国留学生因回答不出教师提问,而被罚站。有一次春假,讲授相对论课程的老师要求中国留学生放弃春游,留下补习,以赶上功课。何鲁认为这是歧视。为替中国人争一口气,整个春假期间,他把所有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学法语、赶功课上。新学期开始后,对课堂提问他答辩自如,有的还能借题发挥,以致老师怀疑他过去是假装不懂。此后,很多老师对这个中国学生另眼相看。1919年,何鲁用3年时间完成规定学分,成为里昂大学第一个获得科学硕士学位的中国人。

时值“五四运动”爆发,何鲁从各种渠道了解到一些情况,特别是“五四运动”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尤其让他感到振奋,体会到中国有识知识分子的觉醒,看到了民族与国家的希望。

1919年夏,学业有成,迫切希望报效国家的何鲁回到祖国。他所面临的2000多年封建文化,特别是近50年列强掳掠,积贫积弱,造就的贫穷落后的社会、愚昧的劳苦大众。他认为,以科学、实业也能救国,但于社会的贡献毕竟有限。而从事教育工作,能够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参与到社会改造运动中,才能最大限度地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发挥作用。因此,他选择投身教育事业,应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南京高师是1915年在三江师范原址上成立的高等师范学校。学校开办时间不长,教育水平非常有限。学生年龄相差悬殊,教学难度很大,加之何鲁采用法国教授方式,对学生要求也非常严格,使一部分学生产生抵触情绪,教学效果大受影响。1年后,何鲁离开学校,先后供职于上海中法通惠工商学院、大同大学、中国公学等学校。

“北伐战争”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委派杨杏佛、何鲁等人接收东南大学。东南大学创建于1921年,1923年南京高师并入该校。1928年又改名为中央大学。该校在我国高校中,较早设立了数学系,第一任系主任是熊庆来。何鲁到校后,便接任中央大学数学系主任。经过熊庆来、何鲁的努力,中央大学数学系规模和教学水平在全国颇具影响。系内有何鲁、段子燮、周君适等5名教授,副教授以下20余人。当时全国各大学数学系学生人数普遍较少,有的年级仅有2、3名学生,而中央大学每班学生超过10名。何鲁主讲微积分、高等代数以及预科数学基础课等,对中央大学数学系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何鲁积极参与了中学数学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五四运动”以后,我国教育进行了较大改革,由仿效日本转而仿效美国。为统一全国中小学校教育模式,20年代初,普教事业进行了大规模改革。1922年11月1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学校系统改革令》,明确中小学学制为“六三三”制。为施行新学制,成立了“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邀请部分专家拟订各科教学纲要。何鲁担负高中几何课程纲要的起草工作。

1923年6月,北洋政府正式颁行了新学制各科课程纲要。何鲁起草的纲要突出以现代化观点指导教学,提出“初中几何,大抵为欧派,与他派异点,在平行原理。与此原理不同,则得新几何;故高中几何应当有弹性,令学者不只有一种几何之观点”。他十分重视基础理论教育,提出“几何最重原理,原理有异,几何可分;故特列总纲一部以讨论之,并辨明原理与定理之区别”。“几何重逻辑之次序”,“高中应加重注意之”。它是我国现代学校教育早期较为成熟的几何教学大纲,对提高中学数学教育质量有着重要作用。

何鲁还参加了中学数学教科书的撰写工作。1923年,由他编著的《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代数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设代数之基本运算、代数推广之方法、分析之基本概念和代数之本身问题四个篇章。1924年,由他编著的《高中代数学》由中国科学社出版。除此之外,他致力于西方数学知识的介绍、传播,先后有列入“算学丛书”的《行列式详论》、《虚数详论》、《二次方程式详论》、《初等代数倚数变迹》以及《变分法》、《微分学》、《爱因斯坦学说概述》等。何鲁撰写相关论著十分注重可读性,内容丰富,逻辑严谨,深入浅出,深得读者们的喜爱,被誉为“数学大师”。他晚年还曾撰写一部《数学自学丛书》,内容涉及从初等数学到高等数学,惜乎天不假年,书未终篇。

我国早期引进的西方数学教育,由于翻译没有统一,数学名词术语非常混乱。由何鲁等交议,1934年,教育部决定由何鲁、陈建功、胡敦复、熊庆来、姜立夫、江泽涵等15人组成专门委员会,对数学名词进行审订、统一。经过近4年的努力,1938年,我国第一部《算学名词汇编》终于面世,它为我国现代数学的传播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何鲁是解放前国民政府仅有的6位部聘教授之一,他重视、爱惜数学人才。在南京高师,由于讲授内容过于高深,能听懂、去听课的学生寥寥无几。可他发现有一个名叫严济慈的学生专心听讲,从不缺课,还主动与老师讨论交流。何鲁对他关爱有加,并倾平生所学,对他进行辅导,有时单独晤谈过晚,便留在家里食宿。离开高师后,每逢长假,他都邀请严济慈到其上海家中。在他悉心指导和帮助下,严济慈很快就通晓了法文,阅读了不少何鲁珍藏的法文原版书籍,还演算了大量习题,数学水平超出其他同学许多。特别是善解难题,宁、沪部分大学教授常拿题请严济慈代为解答。1923年,严济慈在何鲁的资助下赴法留学,如老师一样,3年修完4年课程,1925年以优异成绩获巴黎大学数理硕士学位,1927年获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成为一代科学名家。

1938年,华罗庚任教于西南联大,写成20世纪数论经典巨著《堆垒素数论》。这部书的原稿送到中央研究院,却无人能审,连原稿也丢失了。后复一稿,送到教育部。教育部交何鲁审阅、核勘。时值盛夏,他挥汗审勘,每读精妙之处,如痴如狂。阅后不仅长篇作序,还利用部聘教授之声誉,推崇华罗庚,逢数学方面的专家就介绍“此人真天才也!”。在他的努力下,1941年,国民政府第一次数学奖颁发给了华罗庚。一次,一个失学青年找到何鲁,交谈中得知青年因贫辍学,便主动介绍让他去载英中学免费读书,有时还免收他的伙食费。

从25岁任南京高师教授起,到79岁过世,何鲁在中国数学教育界位高名重,且桃李满天下,如物理学家严济慈,以及物理学家吴有训、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原子物理学家赵忠尧、化学家柳大纲,再如数学家吴文俊、吴新谋,数学教育家余介石,北大哲学教授何兆清,四川大学中文教授林如稷,美国纽约大学地理学教授伍承祖等。他们提到恩师,无不充满感激与敬佩之情。

何鲁是我国早期科学社团的重要组织者和活动家。在法留学期间,他与其他留法同学创办了“学群”团体。后来“学群”并入中国科学社,成为我国早期重要的科学技术学术团体。1920年,财政部拨南京成贤街文德里官产为中国科学社社所,于当年3月迁入。为了丰富科学社的内容,8月15日,何鲁与胡刚复、竺可桢等科学界名人开办了图书馆,图书是他们的私人藏书,数量不多,但大多是精品。中国科学社以及图书馆对提高科学工作者的科研水平、培养科技人才等起到作用。

1935年7月,经何鲁等人积极谋划,中国数学会在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成立,他当选董事会9位董事之一。中国数学会出版了《中国数学会学报》和《数学杂志》,前者由苏步青为总编辑,后者由顾澄任总编辑,何鲁、钱宝琼、傅种孙等13人是编委会成员。

1932年,时任安徽大学校长的何鲁离开安庆,先后任重庆大学理学院院长、校长等职。自此以后,除1937年应熊庆来之邀任云南大学理学院院长约1年,他在重庆度过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最为艰苦的岁月。

何鲁为人刚正不阿,不畏权贵,敢于抨击时弊。1927年“四一二事变”时,何鲁继胡适之后,在上海任中国公学校长。面对蒋介石大肆捕杀共产党人,何鲁公开发表演说:“蒋介石这一手做得很孬!蒋介石要闯祸!”事后,陈立夫派特务到中国公学,质问他是否讲过这样的话。何鲁面不改色地说:“我姓何名鲁,回去告诉你们的主子,我说过蒋介石要闯祸的话。如果他不改正,他还要闯大祸!……”有一次,中国科学界知名人士在庐山开会,恰逢蒋介石在此避暑。为示恩宠,他设宴邀请与会人员。在其他人欣欣跃然时,何鲁当即表示,“我不吃奉谕饭”。

1929年,四川军阀刘湘根据四川省善后会议议案,组建了重庆大学。大学由三院十系一科组成。刘湘自任校长。经人推荐,刘湘填寄“委任状”和“训令”,任命何鲁为理学院院长,信的口气十分倨傲。何鲁原件退回,并回函:“吝先生而不语,炫高官其何为?”意思是你称一声先生都不愿意,在我何鲁面前炫耀你的官大吗?后来,刘湘通过各种途径赔礼道歉,何鲁才就任院长一职。

蒋介石势力入川,为拢络川中名士,特命大特务康泽去重庆大学拜访何鲁。康小心翼翼地问:“何先生认为中央军入川以来,哪些地方比刘湘时期为好?”何鲁笑了一下,不屑地说:“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何好之有?”康不快,追问:“何以见得?”何鲁瞪了他一眼,“兵工筑路,劳命伤财,一也;岁征粮超过刘湘,二也;往时我当面斥责刘湘把天府之国的四川搞得民穷财尽,就是因为他养兵太多,剥削过甚所致,谁知今天尤有过之。”康泽无言以对,悻悻而去。

1934年,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提倡礼、义、廉、耻。何鲁表示:“管仲教齐桓公,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实谓齐君不知礼仪,寡廉鲜耻;并非用以教老百姓者。老百姓谁不知耻?今当道者自身寡廉鲜耻,而反以此约束老百姓,只笑话耳。” 何鲁寓居重庆石钟花园时,国民政府曾派人送去一套中将礼服和薪金,何鲁拒之不受。

1935年冬,何鲁与一军阀为一对新人证婚。何鲁戏说:“婚后要生子,中国是人口多,特别是军人多。军人多了就要出事,各据州郡,你争我夺,神仙打仗,凡人遭殃。中国的事情办不好,他们要负责任。拥兵多了,有大阀、小阀,闹得不亦乐乎!两位结婚生了娃娃,切忌不要娃娃当军人,老百姓就安居乐业,幸福无穷!”一阵冷嘲热讽、指桑骂槐,让这个军阀无地自容。

抗战时期,陈立夫任教育部长,曾约见何鲁,表示愿向蒋介石推荐他。何鲁笑着说:“我见到他非骂他不可!你作介绍人,不怕吗?”事后,与朋辈笑谈此事,他诙谐地说:“他要介绍我去给蒋介石‘排朝’(朝拜),我辞以不够资格。给蒋介石‘排朝’,要花鼻梁(小丑)才合格。我的鼻梁不花,所以不够资格。”闻者大笑。

1946年1月,何鲁与许德珩、褚辅成、税西恒、潘菽、吴藻溪等20余人举行九三座谈会,何鲁慷慨指出:“今日的中国,赵高太多……”指世上指鹿为马、信口雌黄的人太多,把战争的罪名安在共产党的身上。当时重庆《新华日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这条消息。解放后,何鲁任全国政协委员。有一次毛泽东主席接见政协委员,与何鲁握手时谈及此事,对何鲁说:“你的胆子不小!”

1947年,国民党引发的内战规模越来越大,国统区民不聊生。4月,何鲁等发起“重庆大专学校教授时事座谈会”,到会者200余人。何鲁亦庄亦谐,重提“大祸”之说:“20多年前,我就说过,蒋介石做得很孬,要闯大祸;20年后的今天,我说蒋介石做得更孬,要闯更大的祸!而且祸在眼前!”接着,他列举了20多年来国民政府种种贪污腐败事实,直指制造内战的祸首就是蒋介石。何鲁的慷慨陈辞,激起阵阵掌声、笑声。次日,重庆各大报刊,包括《新华日报》均报导何鲁等人的发言。为此,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他的名字列入特务暗杀名单。

解放后,何鲁曾任西南行政公署文委副主任。1956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调任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后又调到中国科学院出版社工作。

何鲁是位数学家,还是一位诗人、书法家和篆刻家。早年扎实的国学功底,让他具备了诗人的情操。在教学之余,他以诗词、书法和篆刻会友,歌颂祖国的大好河山。他留下的旧体诗词达数千首。他曾赠诗于京剧艺术家程砚秋:回首松江畔,相逢各盛年。今兹艺益老,故人渺如烟。田墅腾欢日,农民庆更生。我惭鸣盛世,君宜谱新声。1935年,他与兄何斗垣同游重庆北温泉,赋诗一首:年来诗兴已无多,不对名山懒放歌。今日置身巴峡里,虫吟泉吼也想和。又言:叶叶题诗句,句句着香痕。分明无怨旷,一心报国恩。何鲁的书法先学颜、柳,后习欧、王,博采众长,自成一家。他的楷书既有欧体的锐利俊丽,又融合了“二王”的笔意,还有汉碑的特色。他的书法作品传到日本,颇受日本书法界的赞誉。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曾希望何鲁率书法代表团访问日本,因何鲁辞世未能成行。他的篆刻古朴典雅,意趣独到,深受方家喜爱。许多人以拥有他所刻的一方小印为幸。

1973年9月13日,何鲁正在书房伏案工作,突发心肌梗塞,倒在书桌旁。在离开人世之际,他的手里还紧紧握着那支伴他多年、写下中国现代数学教育宏伟蓝图的黑色钢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