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谢立惠思想形成与实践的研究
2010-08-11

陈义华  重庆市政协副秘书长、社重庆市委副主委

郭  祥  九三学社中央社史研究中心研究员、社重庆市委宣传处处长、重庆市作协会员

谢立惠是安徽省无为县人,九三学社发起人之一,曾长期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以及社重庆、四川、成都组织等重要职务。按照九三学社中央、社重庆市委的要求,2007年底至2009年,我们承担了《谢立惠传》的撰写工作。

谢老是一个勤于笔作的人,从解放初期一直到去世前,他较为详细地记录了很多在他身上和身边发生的事、接触的人,以及他的思想演进历程和总结,我们对这些资料进行了认真整理;2007年12月,我们两次到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和九三学社四川省委、成都市委采访谢老的家人、同事、学生,2008年至2009年,也曾到重庆大学、西南大学踏寻他的足迹,到安徽合肥寻踪女六中旧址、旧城墙、稻香楼宾馆等他曾经工作、战斗、生活过的地方。2008年元旦,我们在谢老那间充满生机的书房,翻开谢老保存完好的手稿(回忆录)、教案、九三学社代表大会的材料、社讯等珍贵资料,从中,我们真实接触到一位高尚的人、纯粹的人,一位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党的事业、九三学社的事业、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优秀社会活动家。虽无缘谋面,但他的思想那么清晰、那么真实,让人怀思,给人以引领。谢老的气质根植于他的崇高追求!

谢立惠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这一思想的形成,启蒙者是他的父亲和表兄何谦堂。其父谢季翔毕业于清末南京三江师范学堂,做过30多年的中学教师,思想倾向进步,曾参加声援“三一八”惨案示威游行和“五卅惨案”公祭等活动,并经常教育谢立惠,要做一个爱国的、正直的、不畏强权的人。表兄何谦堂是他的私塾老师,他讲授历史、地理,总是结合当时中国的时局,讲自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经历着的苦难。少年谢立惠对自己的国家充满了忧虑,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十分憎恨。

谢叔骞也是重要的启蒙者。在无为县最早开展同盟会活动的有谢叔骞、卢仲农、卢伯荪、倪昌遇4人。谢叔骞是他的三伯父,卢伯荪、卢仲农是他的舅父,倪昌遇是他姑父的叔父辈。倪昌遇不熟悉他,其他三个人对谢立惠都非常关心,尤其是谢叔骞。他年轻时就走上了寻找推翻满清王朝的道路,曾留学日本,是一名职业革命家。为了躲避北洋军阀的追捕,他住进租界。10岁左右的谢立惠到上海他的居所去过3次,每次总住上一、两个月。在上海,他向谢立惠灌述一些革命道理,并让他读一些进步刊物。有一次,谢立惠误闯进属于日本租界、悬挂“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告示牌的虹口公园,被外国巡捕抽了几个耳光。这次经历对他的震动非常大。经谢叔骞引导,他感慨到:“中国人绝不能当亡国奴!”此后,他一直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

谢立惠始终怀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1928年“5.3济南惨案”发生后,时在中央大学就读的谢立惠与同学汪楚宝(后改名汪季琦)、顾衡等积极参加反日爱国学生运动,引起具有进步思想的汪、顾等人的注意,并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外围组织——“大地社”。在大地社,他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的批判》、《资本论》等被国民党政府查禁的书籍。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南京和上海、北京等地再次暴发学生运动。时任中大实验中学数理教员的谢立惠带着学生,砸烂《中央日报》报馆的玻璃和报架,并高呼:“不准造谣!还我国土!”等口号。他的行为引起校当局的恐慌,最终解聘了他。

在汪楚宝、顾衡的引导下,谢立惠看清了国民党政府一味卖国投降、软弱无能,人民受欺凌、受压迫、被屠杀的现实,终于认清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32年2月,在白色恐怖形势下,在合肥女六中任教的谢立惠,毅然接受建立合肥中共地下党组织秘密交通联络点的工作,充当联络员。同时,按党组织要求,组织学校“朝曦读书会”的学生开展学习讨论,引导她们鄙视蒋介石反动政权,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使全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也才能使妇女实现真正解放。同年秋,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34年4月,谢立惠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此后,他一直寻找党。直到1939年春天,在周恩来及潘梓年的倡导下,他与梁希、潘菽等人组成了“自然科学座谈会”,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指导下,“号召科技工作者在争取抗战胜利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投身于抗日民主斗争。”同时,按党的要求,从事党的统战工作。上世纪40年代初以及解放后,他多次向党组织提出重回组织的申请,直到1958年春,在失去党组织关系24年后,他才终于重新回到党的怀抱。

他回顾:“我们党的政策,是希望搞统战工作的民主人士,留在党外更好一些。这就可以证明,为什么那时潘梓年同志不同意解决我的党组织关系,是希望我更好地做统战工作。虽然因为要搞九三学社工作而不能入党,但我仍遵守党的指示,服从革命工作的需要,同时出于对九三学社深厚的感情,积极做好九三学社工作。”

谢立惠是九三学社发起人之一、优秀九三学社地方组织领导人,是党的重要统战对象,同时也是统战工作忠实的实践者。他认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都需要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无论解放前后,统一战线都是威力无穷的法宝,什么时候,我们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得到巩固和加强,我们的革命事业就胜利,就发展;什么时候,我们党领导的统一战线遭到破坏或削弱,我们的革命事业就受挫折。”

1938年10月,谢立惠与梁希和潘菽、李士豪、涂长望、干铎、孙克定等自发组织座谈,交换关于时局的消息,特别是延安方面的消息,议论抗战局势等。1938年12月,他们加入由郭沫若等人在重庆发起了“中国学术研究会”,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研究会的活动停止后,在章汉夫和潘梓年的领导下,他们组成“自然科学座谈会”,到《新华日报》社听取抗日形势报告、借阅进步书刊;聚集在一起学习、讨论《新华日报》上的重要文章,学习自然辩证法,讨论时局;参加《新华日报》“自然科学”副刊编辑工作;讨论、研究如何更好地完成周恩来或《新华日报》社负责同志交给的工作,成为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员。

1944年下半年,抗战时期先后来渝的许德珩、潘菽、梁希、税西恒等人发起成立“民主科学座谈会”,谢立惠与涂长望、金善宝、干铎、李士豪等“自然科学座谈会”成员也陆续加入。他们讨论民主与抗战的问题,主张“团结民主,抗战到底”,发扬“五四”反帝爱国与民主科学精神,为实现人民民主与发展人民科学而奋斗。1945年8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进行和平谈判。在渝期间,他分别接见了许德珩、劳君展夫妇,以及谢立惠等“自然科学座谈会”成员,给他们以巨大的支持和鼓舞,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毛主席的倡导下,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正式成立。

1946年10月27日,九三学社重庆分社正式成立,公推谢立惠等15人分别为理、监事。后来,由于大部分成员复员离渝,重庆分社社员只有谢立惠等5人,分社工作基本停顿。他们就联合民盟等其他党派采取行动,召开座谈会,对蒋政权的反动的、卖国的倒行逆施,发表联合宣言或联合声明。谢立惠还几次代表九三学社重庆分社,单独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谈话刊出后,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国民党重庆当局把他列为重点监视对象。

解放初期,作为九三学社中央理事,谢立惠一度认为在党的领导下,九三学社没有存在下去的必要。后经中共西南局统战部领导帮助,他意识到:“统一战线的具体目的和任务是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而变化。在新中国成立后,民主党派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能发挥更有效的作用。”在他和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下,1951年9月,重庆分社恢复重建。

在任副主委兼组织处处长,主持重庆分社工作期间,谢立惠组织社员积极进行思想改造,参加支持抗美援朝,参与“三反”“五反”运动、社会主义思想改造等政治和社会活动,经历了高校院系调整。在这些活动中,社员都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觉悟。中共西南局统战部秘书长林蒙几次参加九三分社的会议,对分社建设、对谢立惠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1958年,谢立惠调到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改任成都分社副主委,并长期担任社中央常委。1984年,九三学社四川省委成立,他当选第一副主委。成都分社委员会更名为社成都市委员会,他当选为主委。

作为民主党派人士代表,解放初期,谢立惠即担任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代表,重庆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并兼任重庆市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以后继任第二、三届人大代表。1978年,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79年,任成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2年改任成都市政协副主席。他非常珍惜党给予自己的荣誉,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认真履行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能,曾先后就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人才培养、高考制度改革、学术民主化等进行调研,提出意见和建议,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有的被采纳,取得较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效益。

由于私塾、中学、大学的学生经历,以及从事教育工作50多年,谢立惠具有系统的教育思想。他讲授过的课程先后有普通物理、电磁学、光学、理论力学、电动力学、微积分、微分方程、高等微积分、应用电子学、电磁场理论、无线电原理、无线电技术、电工学、电子物理等十几门课,亲自教授过的学生有3000多人,其中有中国科学院院士、教授、研究员和高级工程师,不少人是我国目前科技战线的中坚和骨干。

他强调教与学的互动,主张开展启发式教育。在私塾,先是师从卢先生。卢先生一味要求蒙童死记硬背,背不出来就打手心。后来师从表兄何谦堂。尽管有一些内容也要背,但先要让大家明白道理,让他学了不少东西,后以优异成绩考上了芜湖南岸小学。这是他启发式教育思想的启蒙。

1921年秋,谢立惠以优异的成绩被附中录取。在附中,谢立惠靠死记硬背,各个科目成绩始终保持在前三名,生物老师的王家楫告诉他,死记硬背是读死书,弄懂道理再记才叫学习,对他的触动较大。后来,中央大学教授、附中教务委员会主任廖世承提倡教学改革,积极推行道尔顿制教学方法。尽管试验最后失败了,但这次试验给谢立惠留下了深刻印象,认为灌述式教学法终不可取。

解放后,他先后担任西南师范学院、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领导职务,这给他探索实用的教学方法提供了广阔空间。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春,他在成电积极推进启发式教学方法,并抓典型,组织教师听课,进行座谈总结。启发式教学法得到大多数师生的认可。大家认为,这种方法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自学、独立分析问题的能力;学生对教学内容更深入地理解,真正学到知识;有利于发现和培养突出冒尖人才;促进教师努力学习,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发扬了学术民主,养成好的教学风气。

谢立惠强调教学的民主化。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在中国文化教育界发生白话文与文言文激烈论争。中大附中部分师生进行座谈,就文白优劣进行论争,结果大多人赞成用白话文。校务委员会部分采纳了大家的建议。谢立惠表示:“学校采纳学生的意见,是一种民主的体现。以民主的方式解决争议,作出的决定更为合理一些,避免专制和‘一言九鼎’,也让大多数人心情舒畅。”中央大学毕业后,谢立惠先后到中大附中和合肥女六中任教。他性格和蔼、平易敬人,主动与学生交朋友,就教与学与学生交换意见。学生们都非常敬重他、爱戴他、信任他。特别是在女六中,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学生、引导学生,在学生中树立了相当高的威信。

重视培养学生的实践工作能力,是谢立惠办学的一贯思路。他强调,科学实验是科学理论的源泉,科学实验推动了科学理论的发展,科学实验又是检验科学理论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在重庆大学,他亲手创建了数理系普通物理实验室、电磁学实验室和无线电原理实验室,并编写这三种实验的讲义。以后,他将电磁学讲义进行补充整理,写成了《电磁学测量》一书,其内容包括电磁学原理和实验。50年代初期,他亲自筹建了西南师范学院物理系无线电实验室及电磁学实验室,编写教材和实验讲义。为了准备实验,他常常长时间工作在实验室,组织学生进行物理实验。1959年上半年,谢立惠在成电主持对各系已有实验室进行了大规模改造和扩充,拟定了学生在校期间的实验计划,就实验时间、内容、目标等作了明确规定。1960年3月,成电举办首次科研成就展览会,展示成电在猛攻尖端、自制仪器、充实实验设备等方面的情况和成果。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参观了展览,在听取谢立惠汇报后题词:“看了展览很高兴。望继续努力,获得新的更大的成就。”1962年11月,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上将到成电专门视察了实验室。

对做一名称职的教师,谢立惠颇有心得。他强调:当好教师有两条,一是“肚中有货”,就是教师自己要有较高的业务水平,才能在讲课中内容充实,条理清楚,深入浅出,举一反三,不误人子弟;二是“站好讲台”。就是要备课认真,一丝不苟,讲课要讲究方法,要受学生欢迎。几十年如一日,他始终坚持每天工作学习10几个小时,锲而不舍地钻研学问。积几十年的努力,他知识渊博,精通英语,在无线电物理方面有非常高深的造诣。40年代,谢立惠任教于重庆大学,并在不同时期兼任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兵工学校、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西南工业专科学校等校的物理、数学教授。他讲课思路清晰、重点突出、深入浅出、富于启发性和吸引力,在处理比较抽象的概念时,总用一些生动的具体事例,通过类比形象的叙述,加速学生的思维活动,提高对知识的理解。

谢立惠非常重视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旧中国,有些教师和学生抱有“科技救国”的思想,他们教死书,死读书,却报国无门,结果导致思想消极颓废。有感于此,解放后,作为高校负责人,他多次强调,“教育学生要有远大的理想,崇高的抱负。要不断进行集体主义教育,正确认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顾大体、识大局,讲团结,谦虚谨慎。要有实事求是、严肃、严密、严格的科学作风和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在他的要求下,西师和成电都成立了政治课教学研究小组,制定了非常详尽的教学方案,辩证法由他亲自讲授。

谢立惠强调科学工作者不可能超越政治和社会。从父亲、私塾何先后到伯父谢叔骞,他们对谢立惠的灌述是中国科技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就要被列强欺负。“科技救国”成为中学、大学时代他的孜孜所求。在汪楚宝、顾衡的引导下,有感于政府腐败、国家衰败、民不聊生,他彻底放弃了这一幻想,认为自然科学本身是超阶级的,但自然科学工作者是不可能超政治的;“科学救国”、“科学建国”的口号本末倒置的;在不民主的半殖民地社会,自然科学工作者“自救”唯恐不及,哪里还能“救国”;只有建立独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工农业生产才能发达,科学技术才有迅速发展的土壤,科学工作者才能有用武之地,“科学建国”的愿望,才有实现的可能。

谢立惠强调科学工作者的团结,认为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参与社会变革,优化科技发展环境。1927年9月,他加入“中华自然科学社”,并很快成为的骨干分子,曾担任第二届社长及多届理事。“中社”在美国、英国、欧洲大陆都设有分社,到抗日战争前夕,成员达到近900人,成为我国较早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在科学界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重要科学团体之一。1937年10月,“中社”迁到重庆,谢立惠任组织部主任,在重组和发展壮大“中社”组织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抗战后期,为进一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按照中共南方局要求,自然科学座谈会的同志发起成立“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得到竺可桢、李四光、任鸿隽、丁燮林、严济慈等100多位著名科学家的热烈响应。1945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纪念日。“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特意选择这一天,宣告成立。谢立惠担任组织干事,负责联络会员、组织筹备召开会议。科协宗旨是联络中国科学工作者,致力于科学建国工作;促进科学技术的合理运用;争取科学工作条件的改善和科学工作者生活的保障。《组织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缘起》还阐述了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探讨了科学技术服务于国家、民族的途径。中国科协还通过各种方式,引导广大知识分子不受国民党的蒙骗,不要相信“共产党杀人放火、残暴野蛮”的谎言,在团结教育广大科学工作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科协成立后,联合英、美、法等国的“科学工作者协会”,共同发起筹组“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世界科协”)。1946年7月,世界科协在伦敦召开成立大会。谢立惠成为世界科协的当然会员。

谢立惠是活跃的科技推广工作者。作为负责人之一,他组织开展科学普及工作,如出版普及性科技书籍等。1946年上半年,中国科协在重庆开办一系列科学技术专题座谈会和大型讲演会。例如,当时一般人对原子弹谈虎色变,科协有针对性地就原子弹问题举行了几次座谈会和大型演讲会。几次大型演讲会都是谢立惠主持,听众上千人,主讲的有吴有训、赵忠尧等科学家。谢立惠也承担一部分讲演任务,内容主要是分析原子弹的原理及其破坏作用。集几十年的实践经验,他认为,“科学普及不同于学校教育、职业教育,而是一种社会教育,是一项社会性的工作、群众性的工作,需要不断努力加以推进的工作,要求通过科技工作者的努力,让科技知识为大多数人所认识、理解,甚至掌握,成为推动社会发展,推动经济建设,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动力。”几十年后,作为西南科联常委、西南科普副主席、重庆科联副主席、重庆科普主席、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席,谢立惠把这一思想贯彻到工作中,身体力行,为科学普及作出了重要贡献。

谢立惠是优秀的科学工作者。1937年春,他应聘重庆大学数理系讲师兼实验室主任。由于出色的教学工作表现和扎实的无线电技术基础,1939年,32岁的谢立惠被聘为重庆大学教授,以后还曾担任数理系主任。

1940年的一天,《新华日报》社有一台美国产的高级收音机突然坏了,送到外面修理取回,发现不能收到延安广播电台讯号。谢立惠用自己设计装配的讯号发生器进行检查,凭着精湛的无线电技术,他很快查出这台收音机被国民党特务做了手脚。经校正,收音机很快恢复正常。他还将这台收音机改装成收音、发报两用机,特务多次例行检查,都没有被看出破绽。他还远程指导陕北根据地无线电通讯器材设备的修理工作。

谢立惠是我国早期的雷达研制者。1944年7月,他与束星北等人开始研究雷达,并在很短的时间内摸索出雷达原理,研制出中国的第一部雷达样机。这个样机接收设备试制出来的灵敏度符合要求,但用于关键零部件缺乏,只是一个半成品。1947年,他偶尔买到由英国人编写的两本论述雷达原理和技术的书,上面阐述的内容与他们过去在无线电组设想的雷达原理和结构大致相同。试制的雏形雷达没有完成,只是物质基础达不到,但思路是正确的。

谢立惠是一超然淡泊名利者。

谢家原本是无为县世家大族,后因祖父早逝,家产被族人一步步强占蚕食,谢立惠年幼时,谢家的生活主要依靠祖母卢氏家照应。后来祖母卢氏与芜湖有开明思想的几位老先生共同创办了芜湖第二女子中学,自任女中附属小学校长,谢季翔任二女中博物教员,三伯父谢叔骞从日本留学回国,有了较高的工资,家庭经济状况大大改善。在中央大学,每年至少需要100多块银元。由于谢家有兄弟姊妹七人,父亲谢季翔不堪重负。为此,他想尽了一切办法,以坚韧的毅力兼工、兼教,赚取学费,同时,刻苦用功,争取以优异成绩获得奖学金,不仅解决自己的学费,还解决弟妹的部分学费。源于对拮据生活曾经有过的体验,他对名利非常淡泊。

在重庆,谢立惠弟妹3人,堂弟妹2人。爱人朱传芳有弟妹3人,还有堂弟妹2人。抗战开始时,他们随学校陆续迁到重庆,虽然他们都就读于公立学校,但生活上很多时候还是靠他供给和帮助。特别是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他同时负担4个儿女和一个外侄女的学费,爱人积劳成疾,患了肺结核,生活压力很重。他不得不到多个学校兼职教课。期间曾经有几次改善生活状况好的机会,一次是国民党军令部二厅技术室聘任他为兼任“上校技术顾问”,这一官阶比教授实际待遇要好得多,还较易升迁,被他坚决拒绝;一次是1945年至1946年,国民党政府决定送一批高等学校教授到美国或英国留学。到美国留学,每人给予经费4000美元,学习期为2年,而每年实际开销大约只要1000美元左右。当时,在重庆大学,一个教授的每月工资还抵不上10美元,每年3000美元的差价,实在是太诱人了。谢立惠有非常好的条件,当听说出国留学需要加入国民党,到中央训练团受训,要通过陈立夫的关系,他再次回绝了;还有一次是时任重庆警备司令、谢立惠国立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同学孙元良与他套近乎,声称“党国正是用人之际”,要他出面劝阻学生不要“闹事”,就会保举他,为谢立惠所不耻。

1951年5月,谢立惠被任命为西师院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负责全面工作。他考虑自己一直从事教学与科研,没有行政管理工作经验,如果工作出现偏差,就会贻误了党的教育事业,于是向组织申请,希望取消任命。但在组织的教育帮助下,他还是坚决表示服从。谢立惠认为由党员干部担任校长一职,更有利于加强党对学校的领导,1955年,他主动申请担任副院长,并配合校长积极做好工作。1958年1月,谢立惠担任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院长。文革中,他受到冲击。1973年1月,他被中共四川省委任命为成电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8年5月,任命为成电副院长,再次担任行政副职。对此,他依然毫无怨言,认为:“只要能为党工作,能为国家多作一些贡献,把自己放在什么样的位置都不重要。”

1983年,谢立惠退居二线,他把许多精力都放在九三学社、科协、物理学会等方面,发挥余热,自我加压。作为科学工作者,他对“老之已至”一向坦然处之。他专门制定了工作计划,总结自己的人生经历、工作经历,先后撰写并发表多篇回忆文章,只到生命的最后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