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祥  九三学社中央社史研究中心研究员、社重庆市委宣传处处长、重庆市作协会员

黎锦熙，字劭西，号鹏庵，1890年2月出生于湖南湘潭石潭坝乡一个书香门第。清光结三十一年（1905）入县学为附生，先后考入省立中学堂、湖南优级师范学堂史地部。1911年，毕业后，他开始从事教育工作，曾先后任湖南公立第四、第一师范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三次出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他研究推广新语言文字累70多年，是中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词典编纂家、文字改革家、教育家，为推动我国语言文字学等学科的发展与汉语文字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推动普及白话文

有感于中国地域广阔，方言太多太杂、交流不易，且言文脱节，刚刚从事教育事业的黎锦熙就立志于研究语言文字，提出中国文字改革势在必行。1915年，年仅26岁的他受聘教育部教科书特约编审员。次年，在他和同仁的倡议组织下，以蔡元培为会长，“中华国语研究会”成立。随即，他起草了《国语研究调查之计划进行书》，提出了“国语统一，规定标准语；言文一致，普及白话文”的研究会宗旨。

论白话文学的历史，最早出现的作品是《新青年》上发表的白话诗，以后，以鲁迅先生创作的《狂人日记》等一大批反封建的白话文学作品为代表，散文和小品文也取得成功，显示出白话文学旺盛的生命力。一些抱残守缺文人不甘心失败，他们诬蔑白话文学虽称“文学”，却无“文法”，有“文”无“法”，终非“文”也。黎锦熙等人针锋相对，1920年，在北京开办了第一届国语讲习所。黎锦熙将他撰写的《国文文法系统表》（后先后更名为《国语文学》、《新著国语文法》）在北京高等师范(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国文系及女高师等校作为课程讲授，用大量事实证明白话文不仅有“法”，而且“法”则严密。该书完整阐释了我国白话文内在的语言规律，将传统语法与现代汉语相结合，是我国现代汉语语法的奠基之作。《新著国语文法》至1959年间再版24次，每次再版，黎锦熙对书中观点、体例、例句等进行悉心审定修改，以求与时俱进。

为普及白话文，1920年后，黎锦熙先后促成教育部改小学“国文科”为“国语科”，改初、高中的“国文”为“国语”，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并剔除了小学“读经”内容。他还发起领导苏、浙、皖三省焚烧小学文言教科书运动，与钱玄同创办《国语周刊》，对封建腐朽文化造成极大的冲击。

他对台湾推行国语，也是功载千秋。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成立以后，中国抗日战争形势渐渐明朗，台湾光复成为可能。他认为，台湾方言复杂，加之50多年沦陷，受日本文化的影响，因此，一旦光复，开展国语统一运动，非常必要，不但可以迅速扫荡台湾的五十年文化侵略，而且可以为方言较重的闽粤苏浙等省作出示范。

在他的倡导下。1944年5月，兰州的西北师院、江津白沙的女子师院、壁山的社会教育学院开办了国语专修科，预为台湾推行国语培训贮备了一批人才。台湾光复后，到台湾推行国语的学者达100多人，其中很多是这一时期接受培训的学员，由此可以见黎锦熙的远见卓识。

积极推广普通话

黎锦熙是现行汉语拼音方案的奠基者之一。为推进中国文字改革，1922年，他与钱玄同等提出了“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

1923年，他与钱玄同等11人组成了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会，研制国语罗马字。1926年，由他与钱玄同、刘半农、林语堂等6人组成的“数人会”，共同拟定并公布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方式》，成为现行汉语拼音推广应用之肇端。1932年，他参与制定了国音新标准，并提议由国家铸造“汉字注音铜模”，实现他提出的“先读书，后识字；忘其字，写其音”的主张，以推动社会扫盲运动，帮助儿童轻松识字。1935年，这一建议被批准施行，他设计的注音汉字铜模6788个也由中华书局制成，以供印刷小学课本及民众读物所用。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以后，他随北京师范大学迁往西安，后来又辗转至汉中、兰州等地，注音字母在全国推广施行的工作被迫中断。1941年，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由他和卢前、魏建功准照国音，编订了《中华新韵》。该书以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名义编制，由国民政府明令颁行。五十年代，国民党在台湾继续推行注音汉字普及工作，《国语日报》和很多注音读物都采用注音字模，使之成为我国第一个普及国语的省份，这是以后黎锦熙始料不及又存一丝欣慰之处。

黎锦熙长期任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国语推行委员会常委。1926年，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在北京召开，黎锦熙发表了《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宣言》的长篇讲演。在充分讨论、论证的基础上，他与赵元任、钱玄同等人提出以北京话为国语标准音——普通话的建议，为推广普通话，他主编了《国音常用字汇》、《国语辞典》等。这两本书用于查字、认字、查词，方便快捷，字母标音在社会上被广泛推广使用，取得明显成效。

对这方面的工作，1949年，时任国务院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曾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1926年赵元任、钱玄同、黎锦熙等人在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拟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法，这就使中国文字改革工作大大地进了一步。”

潜心编纂国语字词典

黎锦熙重视字典词典的编纂工作。在他向教育部提出的《国语研究调查之进行计划书》中，建议编纂《国语辞典》，以方便民众阅读白话文学作品时，查词解难。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设立了“国语辞典编纂处”，由他担纲负责。1928年，“国语辞典编纂处”改名为“中国大词典编纂处”，下设搜集、调查、整理、编著、统计五个部，计划编成《中国大词典》，把五代、北宋的词和金元的戏曲、明清小说、从古到今的字书、词典所没有收录的词语，统统加以搜集、整理、注释，提出到1948年成书三大册，共三十卷。

此后，编纂处做了大量工作，先后付印了《中国大辞典样本稿》、《中国大辞典长编》，编辑出版了《国语词典》、《增注国音常用字汇》、《新部首国音字典》、《增注中华新韵》、《北平音系十三辙》等。1948年，他回到北京，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并兼任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总主任。因经费不足、战乱纷扰，百科全书式的《中国大词典》终未成书，成为他一生最大的遗憾。直到晚年，他还向中共中央提出，“请中央组织《中国百科大辞典》的编写工作的建议”。

尽管《中国大词典》未成书，便其编纂过程无疑是非常成功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培养了一批精熟编纂字典、词典的专门人才；为出版事业开辟了一条编辑与出版分工的新路；为我国编纂大型辞书辞典提供了异常丰富的资料和极其宝贵的经验；在编纂的基础上，应人民群众之需，他先后组织力量，编写出版了的《学文化字典》、《正音字典》、《汉语词典》等多部工具书。在编纂过程中，黎锦熙还剪录了数百种书报，并依音序整理了300多万张卡片。解放后，他将之全部捐献给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1926年，受中华教育改进社嘱托，他还编辑了中英文对照的《国语四千年来变化潮流图》，作为中国教育展品之一，送往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世界博览会，荣获奖章、奖状。该书引起美国文化人士注目，对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钦佩不已。

致力于新中国文字改革工作

黎锦熙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有着深厚的友谊。1913年，他到湖南省立第四师范任教。同年，毛泽东考入该校就读。次年春，四师与一师合并，他们一起转到一师。由于共同的爱国、笃学精神，他们既是师生，又是挚友、兄弟，在学习和生活中多有联系。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与黎锦熙多有往来。他信服黎锦熙的学识和人品。

1949年5月，北京刚解放，黎锦熙联同多所高校的语言文字专家，向吴玉章建议成立文字改革研究会，恢复屡被战乱打断的文字改革工作。10月，他被毛泽东指定和吴玉章、马叙伦、范文澜、成仿吾、郭沫若、沈雁冰7人组成“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前身)，他出任常务理事会副主席、汉字整理委员会主任、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总主任。

1950年，他兼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出版《国语新文字论》，为50年来文字改革运动作总结，并提出改进意见。1954年12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他任委员，在简化和整理汉字，推广普通话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简化汉字方面，他认为，精减汉字笔画，更有利于文化传播。1922年，他即参与“汉字简体委员会”工作，于1935年提出300多汉字的简化方案。文字改革委员会参考了该方案，进行认真损益，制定了《汉字简化方案》。1955年10月，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方案》得到大多数委员的认可。1956年2月1日，第一批230个简体字和30个类推偏旁正式公布。

1955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任辞典计划委员会委员。1957年，他与吴玉章合写《六十年来中国人民创造汉字拼音字母的总结》，在《人民日报》发表。与刘世儒合编《汉语语法教材》（三大册,150万字）陆续出版。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实施。

“文革”期间，按毛泽东、周恩来指示，黎锦熙受到特殊保护，得以继续从事语言研究,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学部会议上提出“各种辞典资料搜集整理大协作”的建议，与丁西林合拟《笔形查字法》，写成黎氏语法体系的总结《文字改革总评鉴和新进程》(两种八册)等近30种学术论著。1972年，他将自创的“汉语双拼草案”、“文字改革概说”亲自交给周恩来。1978年2月，他向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提出汉字与机器相结合的具体方案，对我国语言文字工作的进展给予高度关注。

黎锦熙从事语文教学和科学研究，广泛涉及语法学、修辞学、音韵学、训诂学、教育学、史学、文言教学、辞典编纂等领域，成果丰硕，有专著100余种，论文500余篇。1958年，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报告中评价：“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人制定‘国语罗马字’的功劳是不能不承认的。”他从事教育工作60年，有诸多弟子，如白涤洲、舒舍予、孙楷第、廖舒东、徐世荣、张寿康等诸多语言学家和作家，被语言学界称为“黎派”。

1986年夏，“首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在北京举行，参会的日中教育恳谈会副会长伊地智善继先生指出：“与会者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吃过黎锦熙先生‘奶’的。”

与毛泽东60年的师生情谊

黎锦熙不仅是一名学者，还是社会活动家。早年曾加入同盟会。1944年，他与许德珩、潘菽、梁希等发起成立“民主科学座谈会”讨论民主与抗战的问题。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成立时，他虽然远在兰州，但还是被公推为九三学社的监事会监事，并一直担任九三学社中央领导职务。他与毛泽东更是有着60多年深厚的师生情谊。

1913年，他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任教。同年，毛泽东考入该校，次年随着四师与一师合并，他们一并转到一师。当时，他讲授历史课，很早就注意到这个睿智大气的学生。他的学识渊博、品行笃正也让毛泽东佩服。两人成为挚友、兄弟。毛泽东曾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闻黎君劭西好学，乃往询之，其言若合，而条理加密焉，人手之法，又甚备而完。吾于黎君，感之最深，盖之有生至今，能如是道者，一焉而已。”黎锦熙对毛泽东评价非常高。1915年7月3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晚，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俩人略同，皆大可造，宜示之以方也。”同时，他在生活上也时时处处关心毛泽东。他与杨昌济、徐特立等人创办《湖南公报》《公言》等刊物，宣传民治思想，常请毛泽东等学生帮助抄写稿件，给一定的酬劳。黎锦熙曾回忆：“在湖南办报时有三个青年帮助抄写过文稿，一个是不问文稿的内容，什么都照抄；一个是凡见到文稿中有问题总要提出来，并有代为润色的时候；一个是看到他不同意的文稿干脆就不代抄。这三个青年对待抄写文稿的态度不同，后来各自的成就也不一样。第一位默默无闻；第二位后来成了著名作家，即田汉同志；第三位成了伟大的人物。”其实他就是毛泽东，黎锦熙没有明说而已。

1915年9月，黎锦熙赴北京任职。此后5年多，毛泽东曾六次给他写信，称黎锦熙“弘通广大”，“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之大计”的良师挚友。黎锦熙则“得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给予极高评价。以后毛泽东成为职业革命家，双方通信中断。但他始终完好保存着毛泽东寄给他的书信以及《湘江评论》《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等早期革命文献，直到解放后献给国家，成为研究毛泽东早期革命思想的珍贵资料。

1948年底，黎锦熙断然拒绝国民党政府要他乘飞机去南京的指示，撕掉南下的通知，对家人说：“我要在这里，等一位唐宗宋祖稍逊风骤的伟人哩！”

1949年6月，毛泽东主席进入北京后到北师大看望并宴请黎锦熙、汤璪真、黄国璋等师友，汇报了九三学社成立的经过。原来新政协在哈尔滨开始筹备时，九三学社没有被邀请，许德珩等学社的主要负责人拟以民主教授或其他身份参加会议。在听取汇报、了解情况后，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指示许德衍、黎锦熙等五人联名写了一个报告，在他主持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印刷厂铅印数百份，送交新政协筹委会。筹委会一致同意邀请九三学社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45个单位之一。许德珩、潘菽、黎锦熙、袁翰青、吴藻溪五人作为九三学社参加政协的正式代表，叶丁易为候补代表。

解放初期，毛泽东经常一个人跑到黎锦熙家，出于安全原因，又请他到中南海聊天。以后，黎锦熙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和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一、第二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就“发展自然科学的同时尽快发展社会科学”等提出建议，体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黎锦熙还以其高尚的人格感召和动员了一批优秀的学者加入九三学社，由直接发展的比如汤璪真、吴奔星、张云波、刘世儒、李长之、李鲁航等，为九三学社保持科技特色，加快组织建设和发展创造了条件，提升了九三学社的社会影响力。

1978年2月，九三学社中央召开恢复活动后的首次正式会议。88岁高龄的黎锦熙兴致勃勃地参加了这次会议。不久，他因病住进了医院，至3月27日，走完了充满理性与智慧的光辉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