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祥  九三学社中央社史研究中心研究员、社重庆市委宣传处处长、重庆市作协会员

黄国璋，字海平，1896年8月出生于上海，祖籍湖南省湘乡县黄泥坪，是当代中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地理教育家，中国地学界的先师与泰斗，与丁文江、翁文灏合称中国“地理三杰”。吴传钧院士曾评价：“他在很多方面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同时，他是九三学社的重要发起人之一、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曾先后任九三学社理事、常务理事兼秘书长等职。1949年9月应邀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求学生涯

黄国璋的父亲黄抚九，曾在上海职事。上海十里洋场是弱肉强食世界的一个缩影。在这里，西方列强横行霸道，而普通民众除了生活艰难，还要忍辱吞声。他将这一切都归结于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更在于列强所恃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实现科学救国的心愿，他延请家庭教师教儿子从小学习英语，以期其将来成为“通晓西事”的人才。受此培养，黄国璋的英语水平，尤其是口语一直非常出色。

清末民初，湖南湘乡创建了东山高等小学堂，学堂有不少欧美和日本留学生担任教师。他们革新教学内容，教育学生以拯国家民族之命运为已任，积极宣扬民主科学，学风非常严谨，且开设英语课。1905年，黄国璋被送到这里读书。1907年，他转入湘潭益智小学学习。1910年，黄国璋以优异成绩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这一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也在东山高小学习，并于1911年考入驻省中学。

1913年，黄国璋考入由美国雅礼会在中国创办的长沙雅礼大学中学部本科。1919年，大学毕业的他因英语成绩优秀，被留校任中学部地理、英文教员兼教务长。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以新文化运动为标志的新思想、新思潮荡涤旧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也给黄国璋灵魂以极大的震撼。在认识和体会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同时，他进一步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教学过程中，他接触了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德国学者洪波德（Humboldt）、李特（Theodor Litt）的著作，从中他领悟到，要报国图强，首先需要了解自己的国家。在比较西方与中国的地学历史与现状后，他认为中国太落后，国家疆界混乱，以致让西方列强有隙可乘；如果能够掌握西方地理科学，则有助于改变这一状况，以资守土卫国，开发资源，振奋民众的爱国热情。

1926年，作为我国出国学习经济地理第一人，黄国璋怀着振兴中国地理科学、改进中国地理教学的志向，进入美国纽芬雅鲁大学理科研究院学习。在学校，他将所有的精力都花在学习上，较高的英语水平为他提供了重要支撑。仅1年，他就以优异成绩从学校毕业。1927年底，他师从芝加哥大学地理系著名人文地理学家亨丁顿（Huntington）攻读研究生。再次1年，他顺利毕业，获得硕士学位。在短期内取得如此优秀的成绩，他的导师和同学对他赞叹不已。

在这2年间，他还阅读了大量欧美近代科学发展史和地理学专业书籍资料，系统掌握了野外考察方法和绘图技术，到美国一些港口、草原和峡谷考察地理地貌，获得丰富的地学实践知识。

毕业后，亨丁顿挽留黄国璋在美国开展地学研究。他毫不犹豫地谢绝了恩师的好意，表示“在地理学家的眼里，地理不仅仅是一个沙盘，它牵连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历史、经济民风民俗。我的祖国连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统治者无心科学，连版图都绘得错误百出，家底不知，民事不晓，谈何图强？”1928年10月，他回到祖国。

开拓现代地理教学

在归国的船上，黄国璋就一直在思考自己的职业选择：搞野外考察、绘制山川形势。这需要团队，国内相关人才奇缺；搞地学研究，国内没有相应的研究机构；到边疆考察地域疆界，这需要国家大量的经费和人力投入，在当时显然不现实。只有开展地理学教育，为国家培养地理学研究人才，促进地理学的长期发展。

1929年，他被聘为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后兼系主任、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此后近40年，他先后供职于多所高校地理系，为国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地学栋梁，是我国创办大学地理系最多、担任系主任时间最长的地理学教育家。

在南京中央大学，他一改过去陈旧的教学内容、陈腐的灌述式教学法，将西方先进的地理科学知识与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精神结合起来。在《学习本国地理第一要义》中，他阐明：“学习本国地理的第一要义，就是要明了我们国家的伟大，我们国家的可爱，唤起民众、一般国民的国家观念。”在教学中，他循序善诱，强调与学生的互动，且授课语言朴实、内容生动，较大的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在他的引领下，“地理新潮滚滚东来，在国内新兴科学中，俨如异军之突起”，有力地冲击着我国传统的记述型地志学。

1936年，黄国璋被聘为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兼主任，这一职位吻合了他培养更多更优秀的地理人才的初衷。为此，他决定把师大地理系打造成踞全国一流的系，并明确定重点：改进各中等学校的地理教学；培养中学优秀地理教师；开展地理科学研究工作。

按照这一设想，他做了大量工作：打破门户之见，聘请国内外地理学专家学者到校授课；派教授到中学任教，了解教学开展情况，探索教改之路，发现培养地理科学拔尖苗子；亲自制订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实行野外考察与教学并举的方针；派具发展潜力的青年教师出国深造。他积极争取中英庚款董事会捐赠2万块银圆，采购图书和仪器，充实资料室和实验室。这些举措，为地理学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也可以说是北师大地理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仅1年，北师大地理系人才济济，教育质量明显提升，为全国高校所瞩目。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师大等高校迁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他任地理系系主任。1938年4月，西安临大迁陕西城固县，成立西北联合大学，他受命筹建联大地理系，任地理系系主任。在短时间内，地理系筹备就绪，并及时开课。1939年9月，西北联大改组为独立的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等院校，他任西北师院史地系系主任，一度代理院长。

1945年9月，黄国璋复员回到北平，再度出任北平师范学院（1948年恢复北京师范大学名称）地理系教授兼系主任，北师大代教务长、理学院院长。从1948年底到1949年1月，他多次拒绝国民党挟持到台湾，与广大师生一道护系护校，挫败特务分子的破坏行为，使北师大地理系完整回到人民手中。北平解放后，他出任北师大校务委员会常委。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他调任西北大学师范学院地理系教授。1954年8月任西安师范学院地理系教授。1960年，西安师范学院与陕西师范学院合并为陕西师范大学，他受命筹组地理系，任教授兼系主任，并任校务委员会委员。他的工作作风和业务能力深得学校领导的尊重与信任，得到教师的认可。在这些高校，他先后主讲《世界地理》、《北美地理》、《中国经济地理》、《地理学原理》、《地理教学法》及英语等课程，以一如既往朴实的教风，得到学生们拥戴。

研究普及地理学

黄国璋非常重视地理学研究和宣传普及工作。他提出：“地理学家的思想，随着人类对地球的认识而演变，而人类对地球的认识又随着人类活动范围而与时俱进。” 他强调：“一个近代公民对于自己国家内的山川气候等自然形势，人口聚落、物产交通等人文现象及相关之，理应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共同的国家观念，才能激发出爱国激情。”

为此，黄国璋积极参与构建平台，组织地理学研究，开展普及工作，并时常承担起发起、组织、领导的角色。1934年3月，他和同仁发起，在南京成立了中国地理学会，他当选为理事。在天津成立的中国地学会是我国较早的三个专业学术团体之一。1936年11月，中国地学会改选，他当选为副会长兼总干事（即秘书长）。1940年8月，黄国璋应聘筹建全国第一家地理研究机构重庆中国地理研究所，并担任所长一职。1946年，由黄国璋发起，地学会在北平恢复活动，他任副理事长兼总干事，负责会员登记和发展工作。

1950年8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北京召集全国自然科学界部分科学家筹组全国科联和科普组织，与会地理界代表黄国璋与李春芬、李旭旦、周立三、王成组等会商，地学会与地理学会合并，统称中国地理学会，推选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任理事长，他任副理事长。在成立过程中，他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黄国璋认为，要传播最新地理知识、提高地理学术水平、扩大地理教育影响、交流地理教学经验，必须借助地理专门刊物。1934年，他参与创刊最具权威性的《地理学报》。《地学杂志》是地学会创办的我国最早的地学学术刊物。他在担任中国地学会副会长兼总干事后，推陈出新，为办好刊物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积极倡导发起，相继成立了地理丛刊委员会、中小学地理教学研究会、中小学课外读物编纂委员会，先后编纂出版《亚洲地形图》、《河北地形图》及其它教学用图。1937年1月，由他主持编辑的《地理教学》双月刊创刊。这是中国第一份具有地理教育特色、传播和论述基础地理教育的刊物。当年6月，共出版了1卷6期。抗战爆发后，被迫停刊。抗战胜利后，面对物价飞涨，他呕心沥血，于1947年3月筹措《地理教学》第二卷复刊发行，至年底共发行4期，因资金难以为继，又一次无奈宣告停刊。虽然如此，此刊发行遍及全国，撰稿者多为地理学界知名人士，如张印堂、洪思齐、周立三等。刊物对中国地理学界特别是中小学地理教育曾产生好的影响。在重庆任地理研究所所长时，他直接领导创办了学术性刊物《地理》，创刊号于1941年4月1日正式发行。能够为地理学研究提供学术研究与传播园地，在抗战时期是十分难得的。

在北师大，黄国璋组织王钧衡教授以及北师大附中地理教师组成中小学地理教材编写组，有计划地编写出版了大量中小学地理教材、教案和参考材料，绘制出版了多种地理教学用图和实习用图，对当时全国地理基础教育的改进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黄国璋专长于社会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特别是对中国和北美经济地理有精深研究，且著述颇丰。他先后出版了《社会的地理基础》、《北美自然地理》等书，撰写了《我国国防与地理》、《中国地形区域》、《上海港地理位置择决因素》、《爪哇低纬度农业的研究》、《从地理方面探讨中欧政治的演变》等著名论文，对地学知识研究和传播具有深远影响。

边地考察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作为缅甸殖民国的英国，乘中国东北多事，挟蒋介石乞国际联盟调解之机，借口缅甸和我国云南西部的南北未定界悬案，蚕食我国班洪银矿区。形势紧迫，云南派出代表团到南京向中央政府请援。

当时，我国边界大多地理不清，外交争执少有依据，只有实地调查，绘制山川形势图，才能确定两国边界。黄国璋得知云南情形后，主动向国民政府请缨，希望赴边地考察，“共赴国难。”

1934年中秋，黄国璋率国联派来的奥籍专家费师孟（H•V•Wissmann）教授，以及滇籍外交专家张凤歧、助手王德基、严德一5人组成云南地理考察团，携法币2.4万元和从德国进口的先进仪器从南京启程。时蒋介石忙于“剿共”，交通阻塞。考察团绕道香港、河内，到达昆明。

英国政府非常强硬，立即派人到南京抗议。蒋介石不敢开罪，被迫订立中英两国政府关于暂缓两方人员进入争议地区考察的协议。计划被搁置，黄国璋心有不甘。他以云南南部为中国地理盲区为由，经与云南地方当局协商，改去西双版纳考察热带资源。

11月，黄国璋率团顺迤南大道，翻过海拔2000至3166米高的哀牢山脉，下至1000米左右的普洱、思茅高原，绕西双版纳一周，考察滇缅、滇越边界，勘察了澜沧江河谷。沿途马驮轿乘、晓行夜宿，边走边调查访问，绘图摄影作笔记。偶遇老虎、豹子、野象及毒蛇出没，巧与周旋。有时夜宿林边，常遭野兽侵扰。中途经过普洱、思茅瘴气之乡，过元江以南，当地人更是谈瘴色变。在他的带领下，大家万幸度过难关，艰难前进。

黄国璋作为团长，还兼农林地理采集，一路上实测地貌，研究风土人情，为他以后撰写《滇南人生与自然》、《滇南边疆局势及今后应注意之点》准备了大量素材。他要求团员们采风问俗，广作社会调查，并为各族人民照像，购买少数民族服饰实物带回南京。考察历时半年，他总结：“西双版纳因位在北回归线以南，热量充足又属印度洋西南季风范围，北有高原屏障寒潮，东南距海较远，可免台风袭击，是今后栽培热带植物的理想宝地。”考察搜集到大量文字资料和图片，非常丰富珍贵，为研究西双版纳地理农林学、民族学和社会科学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也为解放后开发西双版纳提供了依据。

有了这次经验，以后，黄国璋多次率队对川康、汉中盆地、嘉陵江流域、陕南、部分藏区进行考察，在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系任教期间，以62岁高龄率陕师大地理系师生考察秦巴山区，都取得成功。他编著的《西康边防问题及解决途径》、《汉中地理志》、《渭水河流域报告》、《陕西经济地图》等，对推动陕西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致力于民主科学

国际科学工作者协会是二战期间，由反法西斯阵营组织的一个进步团体，李约瑟博士和居里分任英、法分会负责人。1944年春，在中共南方局的支持和领导下，黄国璋与潘菽等40多位科学工作者积极筹备，1945年8月1日，在重庆沙坪坝宣布成立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推竺可桢为会长，梁希为副会长，藩菽为常务理事。

1943年，黄国璋由重庆中国地理研究所所在地北碚转到重庆市区建设委员会。1944年，日寇对大西南发动进攻，桂林失陷，川黔吃紧，国民党内再掀投降浊浪。黄国璋痛心疾首。他与劳君展之兄劳启强是同学，故结识了许德珩、劳君展夫妇。他常去许家畅谈国事，一吐心中积郁。后来，他邀请原南京中央大学的同事潘菽参加谈话。在谈话中，大家感到互有教益，并认为多一些人参加，可能对情况了解更多、对问题分析会更深刻一些。于是，潘又邀税西恒、梁希、金宝善、谢立惠等一起参加，民主与抗战成为最主要的话题。当时，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参政会上提出“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大家在讨论时深表赞同。在许德珩倡议下，决定将座谈会固定下来，取名“民主科学座谈会”。1945年5月，黄国璋赴兰州讲学，介绍黎锦熙、袁翰青参加进来。

1945年8月28日，中共代表团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参加国共和谈，黄国璋与各界人士到机场迎接。9月3日，日本正式签字投降，民主科学座谈会开会庆祝，更名为“九三座谈会”。在毛泽东的倡导下，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正式成立。他当选为常务理事兼总干事（秘书长）。九三学社中央迁到北平后，他管理九三学社组织和财务工作，在地理界发展不少人入社，成为许德珩的重要助手。

1948年3月，黄国璋与袁翰青、钱伟长、马大猷等发起成立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北平分会。他在《大公报》发表《科学工作者要联合起来》文章，指出：“只有为大众的科学才算真正的科学。”“科学与民主，这只有科学工作者联合起来去争取，才能达到目的。”他还多次撰文，或与各界知名人士联合发表声明，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并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1949年6月，毛泽东主席进入北京后，到北师大看望并宴请了黄国璋、汤璪真、黎锦熙等师友。他汇报了九三学社成立的经过，毛泽东表示赞许，并希望大家为新政协召开、为新中国文教事业发展作出努力。按照安排，黄国璋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应邀参加会议。1950年11月，九三学社召开第一次全国工作会议，黄国璋当选中央理事会理事兼秘书长。

1951至1952年，全国开展了一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部分人揭发他曾为美国地理学会会员，1940年又筹建中国地理研究所任所长，后任国民政府设计局委员、区划设计组组长等历史问题，无限上纲，说他站在反动政府一边。虽经竺可桢等回护，他还是被撤销九三学社中央及中国地理学会一切领导职务。

尽管身处逆境，但黄国璋始终相信党，爱岗敬业，一心为公。他多次找党组织汇报思想，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经写信教导子女：“一个人的品质：1、社会主义觉悟水平怎么样，至少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有正确的认识，这是最低的政治要求。2、做人必须忠诚老实，而不能阳奉阴违，口是心非，这是非常重要的。3、做事要踏踏实实，不投机取巧。”在他的教育下，6个子女大学本科毕业，分别成为教授、高级工程师、主任医师，其中3个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黄国璋与夫人范雪茵被轮番揪斗，9月6日双双含冤去世。1978年6月17日，陕西师大隆重举行追悼会，为他平反昭雪。1979年，中国地学会在广州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为他恢复名誉。1996年5月30日，陕西师大隆重召开黄国璋诞辰一百周年暨学术思想研讨会，对他追求真理，献身科学，致力于爱国民主运动的光荣一生，给予充分肯定，称他为地学界先驱、先师与泰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