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祥  九三学社中央社史中心研究员、社重庆市委宣传处处长、重庆市作协会员

“中华自然科学社”是1949年以前，中国比较有影响的科技工作者的组织，其前身是“华西自然科学社”。华西自然科学社成立于1926年，由座落南京的东南大学（后改为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理学院几个四川、湖南学生李秀峰、郑集、赵宗澳、杨浪明等发起组织。到1927年下半年，部分长江中下游的学生也加入进来，为避免产生地域隔阂，就改名为中华自然科学社（以下简称“中社”）。

组织初期建制情况

在当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一些颇具权威性的科学团体，其成员在科学技术界有相当声望。中社发起人基于改良主义的“科学救国”主张，参照国外的做法，也希望把中社搞成中国科学技术界最有权威，所谓“超政治”的科学团体、最有力的宗派。所以中社对社员的吸收相当严格，要求学业好，但又不是毫无信仰的“书呆子”。

1927年到1931年是中社的奠基时期，社员有100人左右，且绝大部分是学生，学理科的比较多，学工、农、医科的相对少一些。当时，中社主要在社内开展科学活动，如科学讲演会，座谈会等，也做一些科学普及讲演工作。每年一次年会，年会开展科学专题、改选理事。活动经费由社员所交社费，每人每年4元。

中社的领导机构是“社务会”（既“理事会”），有社长1人，理事若干，由部分理事承担具体工作。按业务特长分类，社员分属九个小组，即：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学、心理、工、农、医。各小组不单独开展活动，不设小组领导机构。

1932年到1937年是中社的大发展时期。大约在1932年左右，中社在南京建立总社，并逐步在国内各大城市、特别是长江流域中下游建立较多分社，形成较大的宗派势力。在国外也建有分社，如在美国有美东、美西分社；在英国有英伦分社（设在伦敦）；在欧洲大陆有欧陆分社（设在柏林）。到抗日战争前夕，社员达到有八、九百人。各分社总体不受总社约束，有较大的独立性，可独立开展活动。

1932年，中社开始出版《科学世界》月刊。这是科学普及刊物，每月一期，一直出版到上海解放前夕。还有《社闻》，这是社内发行刊物，分发每个社员，报道总社及分社的活动，社员个人的科学活动。同时，还出版了“国防科学小丛书”，在国民政府中央广播电台开展科学普及广播讲演。1938年夏起后的一段时间，类似科学普及广播讲座每周20分钟。“科学世界”月刊还继续出版。抗战期间，中社还出版了《中国科学通讯》，用外文写的，送国外印；出版《科学文章》，分物理，生物，工程等，摘录外国较重要的科学技术文章。

中社组织机构也扩大了，在社务会下设有总务部，负责财务管理、筹备年会等日常工作；联系各分社及其他社会关系；编印《社闻》；登记新社员，工作最多，权利最大。学术部组织科学活动，负责刊物、书籍出版。1934年到1940年冬，总社社长是杜长明。杜是南京中央大学化工系主任（1946年因飞机失事去世），他担任社长时间最长。总务部主任朱炳海是中央大学地理系教员。

与国民党C.C派发生关系

由于社员多了，活动多了，社费已不能维持活动开展，总社就号召社员捐助。社员一次交纳旧币50元，就可成为永久社员，不必再交会费。时任国立编译馆馆长的辛树炽，是杨浪明的老师。杨找到卓，由编译馆补助一些经费，但也于事无补。万般无奈，强调“超政治”中社不得不向国民政府提出申请。

当时，政府主管文教科技事业和经费的是C.C派。C.C派，即“中央俱乐部”（有的称“组织派”），它的英文名称是“Central Club”（“中央俱乐部”），是由陈果夫、陈立夫领导的一个政治派系，其实力主要分布在国民党中央党务部门，尤其是组织部、中统局、地方各级党部和教育系统（尤其是大学）。时任南京市党部组织部部长为叶秀峰,早年与陈立夫在北洋大学同学，毕业后又一同赴美留学,一同进入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陈立夫升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后，他继任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科长。1929年底升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

中社社员杨允植是叶秀峰的亲戚。通过这层关系，中社找到叶秀峰，并在1934年召开年会时，发展陈立夫、叶秀峰、朱家骅为“赞助社员”。此后，以经费补助为借口，C.C派逐步控制中社。

1938年，中社总社随中央大学自南京搬到重庆沙坪坝，设在中大校区内。此时，大部分社员处于流亡状态，大部分分社也垮掉了。进行社员登记成为中社的当务之急。

1937年2月到重庆大学任物理教员的谢立惠，是1928年由杨浪明介绍加入中社的老社员，1929年下半年到1931年，还曾担任1年社长，2年理事。因为他的工作地点稳定，登记社员的工作理所当然由他承担。其工作主要是了解社员的下落，按姓名、籍贯、特长和工作地址或通讯地址，登记社员，把分社重新组织起来。社员入社时，编有“社号”的，就不必再调查登记。

为适应工作需要 ，1938年10月年会决定，在社务会下增设组织部，组织部下设调查股，登记股和“社闻”编印股。谢立惠当选为理事，按社务会分工，任组织部主任，负责登记股工作，查找社员下落；赵宗燠（理事）负责调查股工作，调查了解分社及社员个人的科学活动，汇总资料后提供给“社闻”编印股，进行选择报道。“社闻”编印股设在总务部内，实际上仍由总务部管理。

对中社总社领导权的争夺

抗战时期，C.C派抢抓四川地区高等学校、特别是重庆大学的领导权，以四川地方封建势力（四川军阀、官僚等）为后台的四川地方学阀自然要顽抗。在重庆大学，以“清华派”为代表的亲中央势力派与以“中大派”以及四川籍教员为代表的亲四川地方势力派争斗不已。从1938年到1941年，重庆大学发生3次倒校长学潮，都是亲四川地方势力的占上风。1941年下半年，亲C.C派掌握领导权。在这场争斗中，任职重庆大学的中社总社理事的周绍廉、李锐夫和谢立惠都倾向四川地方学阀一派，造成他们与亲C.C派必然的矛盾。

在抗日战争时期，陈立夫和叶秀峰对中社的控制主要采取以下手段：一是在经济上控制。凡中社的活动，有利于C.C派，能为所用的，就给足“补助”经费。由叶秀峰等指使，中社进行的“西康考察团”、“西北考察团”等，大量经费都由政府“慷慨”补助；二是以“赞助”社员名义直接插手中社活动。1938年的年会，陈立夫、叶秀峰亲自参加，陈宣读蒋介石“训词”，叶在大会上夸夸其谈，以领导者自居。

为了最终控制中社，在叶秀峰等人的示意下，亲C.C派人物胡焕庸、朱炳海一直谋求控制中社领导权，而部分理事和老社员希望能保持中社初衷，强调“独立性”，总社社长杜长明，理事李秀峰、赵宗澳等是四川人，于是，他们选择全面依靠四川地方势力与亲C.C派人物进行对抗。

1939年，为首先实现经费的“独立性”而致组织的“独立性”，同时提出更有利于抗战，杜长明、李秀峰、赵宗澳以中社名义筹办了一个“川康实业公司”，开矿山、开工厂，得到一部分理事的响应，并力所能及地认购股份，但主要资本是到四川地方有钱的资本家、官僚募集到的。公司在重庆城区挂牌成立，并由李秀峰具体负责，在大邑开办了一个大川铁厂。叶秀峰、胡焕庸、朱炳海等对公司创办表面上不反对、不支持，实际上暗中破坏。因此，公司运作难度很大。

1940年，国统区通货膨胀，公司1939年筹措资金严重贬值，不得不解散。1940年与1941年的年会因总社经费还得由政府补助，社务会领导权的争夺变得非常激烈。在1940年年会上，亲C.C派人物胡焕庸、朱炳海、沈其益终于如愿以偿，挤掉老社长杜长明，换上胡焕庸。胡那时是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在学术界地位不高；其他理事都是入社10年以上的老社员，他入社不过2、3年，在社员中威信也不高，印象也不大好，因此遭到强烈反对。

为了达到目的，亲C.C派人物进行策划，首先是“丢车保帅”，利用朱炳海担任总务部主任筹备年会的权利，在选举上作了一个规定：“社务会理事不得连任五年以上”，迫使杜长明失去理事、社长资格。朱炳海也不再任理事，但可以继续担任部门工作，负责部门工作不一定要理事。但令朱炳海想不到的是，社务会分工，沈其益取代了他。学术部主任换为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曾昭抡；其次“集团进攻”，在年会前，发展了一批中大地理系教员及高年级学生入社。年会在中大一个教室里召开，到会的社员不过六、七十人，地理系有二、三十人，这些人亲C.C派人物不多，但大多被胡焕庸所蒙蔽了。

“倒胡”与“拥胡”则成为1941年会的斗争主题。亲四川地方势力派的理事和社员抬出了重庆大学教理系主任周绍廉与胡焕庸竞争社长。负责筹备年会的沈其益又在选举上做了手脚，明确没有到会的社员可以通过总务部，办理通讯方式选举。胡焕庸自然再次当选社长。

年会后，亲C.C派人物对亲四川地方势力派人物进行清算，其中谢立惠不再是理事，也不再担任组织部主任、承担登记股工作，列席社务会。中社总社的领导权被亲C.C派人物几乎完全掌握。这两次选举过程，都有C.C派的影子。

中社总社的领导权被亲C.C派人物抓住了，他们假中社名义开展一些为C.C派服务的活动。但由于中社是业余性的科学群众团体，组织性很松懈，总社对社员组织约束力不大，社员开展活动很多都是自由、自发的。特别是1940年、1941年冬年会，当时社员有1200多人，在重庆的社员只有250人左右，出席年会的仅六七十人，占全体社员5%左右，占重庆社员的四分之一左右，年会的决定就只能是代表社员中极少数人的意见，年会选出的社务理事，亦没有多少代表性。后来，总社社务会开展活动，要么只有极少数人参加，要么要背着绝大多数社员。当然，大多数社员搞自由主义，反过来也有利于亲C.C派人物假中社胡作非为。

1950年8月后，在党的领导下，由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与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科学社四个科学团体筹备，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中社与中国科学社均以中间派组织名义参与。会议决定成立“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科普”）。会后，“中国科协”、“东北科研”立即宣布解散，中社在1951年宣布解散，中国科学社不久也宣布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