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祥  九三学社中央社史研究中心研究员、社重庆市委宣传处处长、重庆市作协会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和苏联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强权，都试图用自己的影响力控制整个世界。特别是美国政府，大肆操纵联合国，发动局部侵略战争，扩充军备，建立军事基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国家进行战略围堵、经济封锁，一些人还叫嚣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刚刚恢复和平的国际形势一时芨芨可危。

一

面对严峻形势，1949年4月，全世界爱好和平者在法国的巴黎和捷克的布拉格召开了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1951年2月，世界和平大会举行理事会议。此时，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侵略朝鲜，疯狂屠杀平民。针对这种情况，有代表提议召开区域性的和平会议。这个提议得到了出席会议全体理事的一致同意，并决定，首先把作为世界五个区域性会议之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组织起来；会议在印度、巴基斯坦或缅甸召开，如果这些地方有困难，则改在中国召开。我国代表当场表示同意。1952年初，由于没有得到上述三国正式答复，会议确定在中国召开。

1952年3月21日，中国著名和平人士宋庆龄、郭沫若、彭真、刘宁一（时任中联部副部长）等11人代表中国人民，联名发表了一个通知，号召并邀请亚洲及太平洋沿岸各国爱好和平的人士参加共同发起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作为会议的发起人。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这个通知是否有号召力，很多人都表示担心。不久，苏联、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智利、墨西哥、危地马拉等20国和平人士给予了热烈响应，他们在本国内开展和平宣传运动，组织全国性的和平机构，选出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筹备会议的代表。这一结果让会议组织者始料未及、倍受鼓舞。

6月3日至6日，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筹备会在北京如期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最初响应的20国47名代表，加上在会后赶到的6个拉丁美洲国家的11个代表，总共有26个国家58名代表。这些代表出身不同阶级，有不同职业、肤色、宗教信仰、政治认同，有专家、教授、作家、律师、记者、宗教人士等，且都是各个方面的代表性或领袖人物。会议通过六项决议：

一、正式决定大会的地点在北京；

二、正式规定开会的日期是1952年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

三、协商决定代表总数不超过500人；

四、经费由各国共同负担，如费用超出预算时，不足之数则由捐款方式补足之；

五、成立正式的筹备委员会，由参加的26个国家各推荐代表一人组成之，筹备委员会的所在地是北京。组成秘书处，选举刘宁一为筹委会秘书长，钱德拉（印度）及龟田东伍（日本）为副秘书长，具体负责筹备工作；

第六，规定和平会议的斗争目标。会议明确提出，和平会议要讨论解决的四个方面问题：一、保障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人民的独立、自由与和平。反对扩军备战，禁止战争的叫嚣及种族机构的宣传。取消一切对于和平宣传的压制，取消一切对于和平的宣传的障碍。要求有和平宣传的自由。禁止使用原子武器、细菌武器及化学武器。反对对非战斗人员和和平居民的轰炸和屠杀。加强对国际法的遵守。二、发展平等互利的正常的国际经济关系与文化交流，反对封锁和禁运。改善人民生活，增进妇女儿童的福利。三、反对日本重新军国主义化，反对把日本作为军事基地，以消除对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严重威胁。四、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并合理的解决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一切有关和平的问题，包括越南、泰国、马来西亚、高丽等国的问题。

会议发表了一个由参会代表签名的共同宣言，呼吁亚洲及太平洋区域16亿人民团结起来，为保卫世界和平，打败战争的威胁而斗争！

二

筹备会议结束后，各国代表回国开展了广泛的和平宣传运动，特别是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建立的国际威望，和平会议得到积极响应。日本高良富、宫腰喜助、帆足补3位代表回国受到热烈欢迎，成千上万爱好和平的人们倾听他们的演讲，倡议和平。在印度，有些报纸造谣污蔑中国，代表们给予了严厉驳斥。哥斯达黎加一位代表带了一部关于美国发动细菌战的影片，回国后马上被关起来。哥国总统、政府部长知道后，先后观看了这部影片。不久，应广大民众的强烈要求，影片在全国公映。这位代表马上被释放，成为英雄，被选为参加和平会议的正式代表。但也有些代表回国后处境险恶，如英国代表约翰逊主教、美国代表金斯伯利，受到了政府的种种迫害。

筹备会议明确有参会资格的国家33个，除与阿富汗没有取得联系，有32个国家决定参会，并选派了代表。日本按规定正式代表30人，后来他们要求增加到50人，又要求增加到100人、200人，最后要求增加到430人。印度也只有正式代表30名，但他们要求派代表60名，以后竟要求派200名代表。最后决定，为了照顾到各方面，每国参会人员以60名为限，日本、印度选派正式代表30人，列席代表30人。原来决定的33个国家以外的、像以色列、伊拉克等不在亚洲及太平洋范围内的国家也要求参会，甚至提出抗议。经协商，又增加4个国家作为特邀代表，36个国家（未计阿富汗）代表的名额暂定为430人，不得超过500人。

由于会议主要针对的是以美国为首的霸权势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政府对会议代表到中国参会进行了百般阻挠。日本代表不得不偷偷出国，而日本政府心有不甘，在香港串通港英当局不择手段，留难代表。澳大利亚等少数国家拒发代表护照。参会的澳洲代表团团长曾经当过议员，在政治上是中间派，当他离澳后，每天有人打电话骚扰他的太太，写回去的信被当局查扣。新西兰的卫生工程部长的夫人是参会代表，美国大使馆竟打电话对她的丈夫进行严格盘查；还有一位代表是政府雇员，因为参会而被政府开除，两个代表在私营公司工作，也因之被解雇。印度尼西亚的代表在途中受到了英国人的阻吓，出于对参加大会的热忱、对和平运动的坚决支持，他们就转道欧洲经苏联到中国。

到1952年9月，各国正式、列席代表都先后到达北京。9月30日，毛泽东主席宴请了全体代表。10月1日，受中国政府邀请，与会代表参加了国庆观礼。

三

10月2日下午3时，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出席会议的有亚洲、澳洲及美洲太平洋沿岸的37个国家的正式代表344人，列席代表34人，共378人。我国参会正式代表有30人，列席代表10人。

这37个国家是：澳大利亚、缅甸、加拿大、锡兰（斯里兰卡）、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塞浦路斯、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以色列、日本、朝鲜、寮国（老挝）、黎巴嫩、马来亚、墨西哥、蒙古、新西兰、尼加拉瓜、巴基斯坦、巴拿马、秘鲁、菲律宾、叙利亚、泰国、土耳其、美国、苏联、越南。

开幕式的执行主席是宋庆龄（中国）、赛福丁•克其鲁（印度）、米安•伊夫提卡鲁丁（巴基斯坦）、南博（日本）和艾杜亚多•莫拉（哥斯达黎加）。中国代表团团长宋庆龄致“动员起来！为亚洲、太平洋区域与全世界的和平而斗争”开幕词。会上宣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约里奥•居里给会议的贺电。

大会主席团由63个主席组成，代表按议题等分成若干小组。会议的议题（议程）包括11项：一、总报告。由郭沫若作总报告，内容包括朝鲜停战、五大国签订和平公约等五大问题；二、日本问题；三、朝鲜问题；四、文化交流；五、经济交流；六、民族独立问题；七、保卫妇女及儿童福利的问题；八、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问题；九、关于中东及近东和平运动的情况的报告；十、宣言及决议；十一、其他。由于民族独立与保卫世界和平息息相关，这次会议首次提出了民族独立问题，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认同。

会议进行得非常热烈。代表们除了大会发言，小组讨论也积极踊跃，向大家介绍各方面的情况，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参会人员虽然来自不同国家、从事不同的职业，但都坚持一个信念，就是反对战争，要求和平！

朝鲜代表控诉美帝在朝鲜烧、杀、掳、掠，进行细菌战争，屠杀和平居民，获得与会代表深切同情。越南、马来西亚也对美国侵略行为进行了控诉和抨击。

东南亚一些国家的代表讲到美国的经济压迫非常激愤。参会的印度、锡兰等国工商业者表示，他们都愿意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但由美国政府实施的禁运封锁政策严重损害他们的利益。全世界90%的橡胶、60%的锡是东南亚出产的，由于禁运，这些物质被美国资本家垄断，锡兰的橡胶在很短期间价格下降两次，印尼的锡价在1951年一年内跌了三分之一，许多人失了业，人民生活非常痛苦，而美国资本家每年获利5亿美元以上。不久前，锡兰与中国政府签订了贸易合同，橡胶价格马上就上涨了。

拉丁美洲代表向大会控诉了美国政府对本国进行的政治经济残酷压迫。智利铜资源非常丰富，但铜矿几乎全部控制在美国资本家手里；洪都拉斯盛产香蕉，能获取很大的商业利润，但该国政治经济受美国政府操纵和支配，人民的生命如同“一颗子弹”、“一根火柴”；巴拿马运河繁荣了经济，但事实上，巴拿马本国城里人要用运河水，必须向美国政府付钱，巴国代表声称本国是拉丁美洲的“白毛女”。

澳大利亚、新西兰代表指责美国政府对本国进行文化侵略，与他们的政府订立协定，迫使两国扩张军备，以充当侵略战争的炮灰。

会议还有一些意外的收获。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政府为克什米尔问题冲突多年。在会上，经过双方磋商和中国代表团的调解，两国代表认识到英帝国主义一贯挑拨离间的政策实质，在大会期间发表了一个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联合宣言。美国政府曾宣称自己在朝鲜没有进行细菌战，蒙蔽了一些国家。会议组织代表观看细菌战展览会，分发国际科学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戳穿了美国政府无耻谎言，尤其是让受美国反宣传较深的南美国家代表弄清了真相，并坚决站在反战的一方。在大会中，美国代表和朝鲜代表，法国代表和越南代表经常在一起畅谈，拥抱。

会议和小组讨论完全采取协商形式，尽量让大家发言。例如在闭幕上提到民族独立问题，澳大利亚代表梅拉表示有异议，气氛非常尴尬。会议主席彭真当即请两位代表跟梅拉先生协商，而大会继续进行。这个处理办法得到一致拥护。事实上梅拉先生的意见跟议定意见并没有原则性不同，经协商，他表示满意；在文化交流小组协商讨论时，受美帝国主义压迫较深国家的代表所提出的问题就比较尖锐，在措词方面希望用得愈强愈好，另一些国家代表却希望愈缓和愈好。有的代表要求对“文化侵略”以法律上的定义，但也有些国家代表还不懂得什么叫文化侵略。这些问题经过反复协商，最后都形成一致意见。

当然，在原则问题上，是不能退让的。在朝鲜问题小组里，有一个代表认为在这次会上谴责美国政府是不应该的，谴责细菌战犯则更不妥当。我国代表立即发言指出，美国政府不能代表美国人民，我们完全有理由加以谴责。他的发言得到小组代表的一致认同。

由于30多个参与国有社会主义国家、新民主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参会人员思想各异，尽管情况非常复杂，但经过艰苦、反复和坦诚协商，对11项决议案最终都形成共识，得以通过。

10月12日晚，会议胜利闭幕。大会通过了宣言，为各国人民进一步加强和扩大保卫和平的共同斗争，提供了一个明确的行动纲领。会议还决定成立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运动经常联络机构——联络委员会。联络委员会由宋庆龄担任主席，郭沫若等12人为副主席，大会主席团的代表为委员，刘宁一为秘书长。机构职责是担负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运动的联络工作，积极促进经济与文化交流，扩大本区域和平运动的基础。

四

作为中国代表团，在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筹备会和正式会议期间主要有两大任务：一个是争取世界和平，另一个是团结国际友人。

当时，中国大规模建设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国内建设条件已经具备，但还需要国际条件，也就是争取世界和平。为此，毛泽东主席提出“要想革命胜利和建设成功，就必须在国内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在国际上团结国际友人”，“中国革命要胜利没有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援助是不可能的。就是胜利了，要巩固胜利的果实也是不可能的。”

为开好会议，国内进行了广泛发动。9月11日下午，政协全国委员会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举行了一次座谈会。出席这次座谈会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70余人。大家认为，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意义重大，要认真组织，各民主党派要作出自己的贡献。当时，九三学社中央提出，要有计划的把宣传工作统一起来，一切为反对侵略战争，争取和平，一切为团结国际友人而服务，得到积极响应。

中国代表团内部还提出四个方面要注意的问题：

一、照世界和平大会的精神办事。参加会议的有着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信仰、不同的职业，包括各个阶层，只要是热爱和平、肯为和平事业奋斗的人，我们都要热烈欢迎他、团结他。

二、根据世界和平大会的精神，我们希望引导无原则的和平愿望到有原则的和平斗争中来。参加会议的人有各式各样的和平主义者，有印度甘地的和平主义，有英国奎克式的和平主义。把这些无原则的和平愿望，诱导到有原则的和平斗争，换句话说和平不能等待，而必须采用有效方式去斗争、去争取。

三、区别人民和战争贩子。不论何时何地，都要把人民与政府、战争贩子与人民严格的区别开。着重说明人民是需要和平的，只有反动政府、战争贩子才需要战争来解除经济恐慌，来发战争财。

四、采取说服协商的态度和说理的办法来充分讨论问题。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对人民生活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或多或少受到帝国主义的迫害，有的代表经过斗争才来参加会议。他们不畏艰难、长途跋涉来到中国，我们理应寄予深厚同情，并坚定他们对于和平的信心。

有一些代表对于新中国不了解，有的同情中国，有的处第三者立场来考察，还有一些人受了敌对势力恶意宣传影响，对新中国是否是一党专制、宗教是否自由、对和平是否有诚意、有没有新闻言论自由等存在疑问。

些这些问题是中国政府早就预料到的。在筹备会结合后，组织代表到各地进行参观，如到荆江分洪工程地等地，感受人民群众热火朝天的工作干劲，组织各种欢迎仪式；10月1日，中国政府邀请代表参加国庆观礼，晚上又参加军民联欢晚会；正式会议开始后，有和尚献旗，尼姑献花，天主教主教做弥撒，以事实证明宗教活动的正常进行；会议结束后，邀请外国代表到各地参观，亲历农村合作社经理、乡长民主选举过程；有的代表在北京期间整天逛东安市场，游玩名胜古迹，随意在自由市场走动，不受限制地与中国人交谈。

以所见所闻，参会代表感受到翻身作主人的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斗志昂扬的精神风貌，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看到了新中国成立三年发来，工业增产、粮食增收、宗教自由、民族平等，经济社会欣欣向荣的和平景象，进而加深了对新中国的认同。特别是一小部分走中间路线和长期受美国政府欺骗宣传的代表，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大大改观，并得出结论，中国不会侵略别人，中国迫切要求和平。

事实证明，中国政府团结国际友人的目标得到很好实现，很多妇女代表离开中国时，与送行人员抱头痛哭，有些男代表、甚至宗教人士也泪流满面。一位锡兰代表深情地说：“到中国来像儿子到了慈母怀中，现在我们离开了，哪有叫人不流泪的呢！”巴基斯坦代表特汉亚德说：“毛主席不仅是自由中国的领导，对我们来说，他是亚洲复兴之父，他是希望的象征，他鼓舞着全世界千百万失望的心！”这段话很恰当地反映了当时多数代表对新中国的赞美和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