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我市统一战线的老朋友冯克熙同志

郭  祥 九三学社中央社史研究中心研究员、社重庆市委宣传处处长、重庆作协会员

冯克熙同志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名誉副主席、重庆市委名誉主委。1922年11月出生于四川江安县一个书香世家。早年随父亲辗转于上海、苏州、武昌和成都等地求学。1942年9月，他从西北大学肄业后到了抗战陪都重庆。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之际。国民党蒋介石不顾人民的呼声，对外妥协，对内压制民主，实行法西斯独裁。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领导社会各界的进步力量与国民党蒋介石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有感于国运维艰，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克熙同志很自然就投入到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和反蒋民主活动中。1944年7月，他与胡克林、赵一明等发起并成立了中国青年民主社，明确提出“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政治方向”。1945年10月，由施复亮、罗子为的介绍，他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并追随中国民主革命史上一批重要人物——张澜、梁漱溟、罗隆基、郭沫若、史良、潘大逵等人，投入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潮流。

克熙同志文笔犀利，见解独到。1943年，经曹禺介绍，他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先后任《新蜀报》编辑，《国民公报》编辑、主笔。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等赴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同年10月，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和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相继在“特园”召开。作为一名进步的新闻工作者，他采访并见证了这一段光荣的历史。1946月1月10日，旧政协在重庆开幕。他专访了梁漱溟、罗隆基等人，积极宣传他们要民主、求和平的主张。

克熙同志的能力得到当时民盟主要领导的赏识。1946年2月，中国民主同盟机关报《民主报》创刊，由罗隆基任社长，24岁的克熙同志任经理。作为《民主报》的负责人，他和同仁们充分利用这一民主舆论阵地，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扶持和指导下，以笔为枪，与《新华日报》遥相呼应，坚持“宣传民主、反对专制，主张和平、反对内战，要求进步、反对倒退”的宗旨，宣传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民主报》在腥风血雨中屹立一年后，便被反动当局查封。这一年是《民主报》艰苦卓绝的一年，是革命风发的一年，同时也是克熙同志最感惊心动魄、值得骄傲的一年。克熙同志曾深情地回顾这段历史：“担任《民主报》社长的罗隆基先后和作为经理的我，多次得到周恩来、吴玉章、张友渔同志的会见和关怀。对我这样一个无名的后生，周恩来、吴玉章也谆谆帮教，让人感到共产党人精神的崇高，也让人感到统一战线的温暖。”

此后，克熙同志担任郭沫若主办的群益出版社总经理，并负责民盟重庆地方组织的部分工作。

正是在民盟老一辈领导人的影响下，有了民主革命时期这一段光荣的历史，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旗帜的引领下，克熙同志具备了深厚的民主思想基础。他认为，如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中，缺失了民主，就是“一种原始的简单统治，它破坏了政治的功能，给社会主义在思想上和道义上带来羞辱，给这个光明的事业带来黑暗的笼罩。”他曾经指出，有些人“谈到民主，总是联想到资产阶级，仿佛民主是它的专利品。老实说，这是在为资产阶级贴金，在为社会主义抹黑，也是根本不懂民主的涵义，特别是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内在联系。”他主张最广泛地发扬民主，努力搞好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同时，倡导科学的民主观。“谈问题，提意见，要出自真诚，有识有据，不能有牢骚，谩骂，这也是政治原则。”他强调，民主党派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言所当言，言所应言，起到一个参政党应起的作用。他的这些民主思想对于我们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特别是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启迪意义。

克熙同志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建国初期，香港的一些故旧亲朋请他到香港定居，认为在香港，以他的经历、学识和人品，他的事业会发展得更好一些。他以自己理想与抱负施展的基础在祖国大陆为由加以婉拒。1983年，市政府决定让克熙同志随团到美国参加重庆—西雅图缔结友好城市的活动。当时，联系到他在“文革”期间受到不公正待遇，有一些人认为他会一去不复返。对此，他付之一笑。事实证明，他的爱国思想是不容置疑的。

克熙同志思想解放，锐意进取，敢于负责，勤政务实。解放初期，他先后在重庆市工商局、财委、公用局任职，并担任正阳学院教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历任四川省重庆市公用局安全业务科科长，《城市公共交通》杂志社总编辑；1982年10月任四川省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1983年9月后，先后被推荐为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当选为四川省重庆市副市长；1988年6月后历任四川省重庆市第十一、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并兼任重庆广播电视大学校长、重庆社会大学校长；重庆直辖后，任重庆市第一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先后分管过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广播电视等工作，为推动重庆社会事业的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还先后随团出访美国、前苏联、法国、波兰、日本等国，向世界传播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作为重庆市统一战线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克熙同志对中国共产党有特殊的感情，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诤友。80年代中期，他到美国、法国访问，有国外朋友问他，中国知识分子历经坎坷，为什么还是这样一心向党、如此爱国？他回答说，这正是我们的传统和特色。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特点就是爱国爱民。

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参与发起成立中国青年民主社、创办《民主报》，与党同甘苦、共患难。他还积极参与成功营救被关押在“渣滓洞”的21名革命志士的行动。1948年，重庆地下党遭到破坏，克熙同志与“民青社”的几位领导人为了将革命工作继续推向前进，四处寻找共产党，一直找到香港。在香港，他们在接受党的指示后，迅速返回重庆进行传达。在解放前夕，在党的领导下，他坚持地下斗争，参与了策动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部队的起义工作。

克熙同志在腥风血雨中选择了民盟，选择了共产党。他用一生来完成这个追求。克熙同志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他认为，“读马克思，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是从总结历史实践中来的科学精神，和从群众不断创新中来的民主精神。”因此，在科学与民主精神的支配下，但凡党有大事，国有大事，他都要表态，或议论，或建言，但决不讲空话、套话。他认为，“盛世也要危言。议论风生，真诚相对，是生动活泼的政治形势题中之义；相反，一潭死水，或者谎话连篇，不是真正的安定团结”，只会“贻害国家和民族，对党没有好处。”

1957年5月24日，他在市政协和民主党派座谈会上作了《知识分子的问题在哪里》的长篇发言。这篇发言在《重庆日报》发表后又迅速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因为这个发言，在当时“左”的思想的支配下，克熙同志被错划为“右派”，遭受不公正待遇。1977年12月，我国思想战线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那时，相当一部分学者都还心有余悸。他凭着自己的理性思考，以思其所以思，言其所当言的风格，撰写了《现代的中国和中国的现代化》，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根源、现实特征进行分析，针砭时弊，抨击空谈误国。民盟中央副主席张毓茂曾对此高度评价：“不论受到何等不公正待遇，先生对党的赤胆忠心，丝毫不变；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热爱，丝毫不变；说真话敢直言的诤友精神，丝毫不变。”

回顾克熙同志的一生，他对党的统一战线情有独钟，并模范地执行党的统战方针政策。他倡导统一战线、民主党派要团结民主、真诚合作，在大是大非面前与党保持高度一致。在89年那场政治风波中，躺在病床上的克熙同志一再告诫民盟重庆市委的同志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引导民盟同志为重庆的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他广交朋友，深交朋友，特别交了许多党外的青年朋友，带动他们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巩固和发展党的爱国统一战线。他时时处处不忘宣传统一战线，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由于有参与统一战线和民盟工作几十年的经历和感受，他的宣传往往引人入胜，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克熙同志曾先后担任民盟重庆市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副主任，民盟中央第五、六、七、八届常委，民盟四川省委第五、六、七届副主委，重庆市委第六、七届主委。重庆直辖后，先后任民盟中央常委、名誉副主席，重庆市委主委、名誉主委等职。作为民盟的一名老盟员，他对民盟建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2002年4月，在民盟重庆市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民盟中央主席丁石孙曾对克熙同志有过高度评价。他说：“冯克熙同志是四十年代入盟的老同志，作为民盟重庆市委的主要领导人，他认真执行党的统战方针政策，工作尽心竭力，为重庆民盟的发展和重庆的多党合作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现任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张梅颖也曾称赞他“是一部活盟史，盟中央的同志对他都很尊敬。他到盟中央开会，有什么问题都爱问他”。克熙同志也曾自豪地、充满深情地说：“我爱民盟，是因为民盟50年的历史是一部光荣的历史；是爱国爱民，和党共忧患、同战斗的历史。”

克熙同志是一个酷爱学习的人，即使到了晚年，身患重病，体力不支，仍不忘学习思考。他对世界大事，国家大事、重庆大事、社会大事，都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知道，并加以分析和评价。《与时代同步》、《路漫漫而其修远》、《见微集》、《让理性的阳光照亮现代化》四本书成为他留给我们的最好纪念。

冯克熙同志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爱国爱民、与时俱进的一生。他为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为民盟的发展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逝世，使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亲密朋友，使我国统一战线失去了一位有影响的爱国民主人士，是统一战线的重大损失。他的精神和品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本文原载《重庆日报》、中国统一战线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