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祥 九三学社中央社史研究中心研究员、社重庆市委宣传处处长、重庆作协会员

杨静仁同志曾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在任期间，他赞誉九三学社社员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今天，我担任九三学重庆市委宣传处处长，非常有幸直接与这样一个群体接触，为他们服务。回想起我所经历的求学路、高考路，到今天，如果这算是一点成就，心情难免有悲有喜。

1972年8月的一天，我与一帮小伙伴正在玩捉迷藏，一位小学老师拉住我，问我几岁了，我说7岁。他非常郑重地让我转告父母，马上报名读书。这年9月1日，我开始了我的学习、求学生涯。

我的家乡在汉水边，原属于沔阳县（现仙桃市），解放初期，以汉水为界，划归天门市。天沔潜（潜江县）统属湖北荆州地区，在六、七十年代，小学初中普及率达到90%以上，读高中的也有十之六七，因为当时学杂费较低，每个人都能读得起。小学有个学期我交了0.5元（相当于一个农村壮劳力5天的收入），学期完结算，退了0.13元。本地乡俗一向倡学尊教，每学期评选“三好学生”，学习成绩是绝对标准，学生评上了，是一件让家长值得炫耀的事。

当时，小学为5年学制，到我们毕业时改为6年制。我天性贪玩，6年12个学期，数学从来没有及格过，好在语文都在70分上下，侥幸没有留级。但每期把成绩单交给父母，总免不了一顿训斥。有一段时间，我和几个同学竟挖穿了教室后墙，经常逃学，父亲得知后，打得我皮开肉绽。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大队广播通知，在小学开办了补习班，由三个下乡的“右派”分子帮助补习，参加补习算工分。一时间，符合条件的、包括当时插队的10多名武汉来的知识青年欢呼雀跃，积极参加补习。近20人参加考试，只有2人被录取，其中一人是知青。大队专门召开大会，为他们披红挂彩，我羡慕极了。

1978年，小学会考，科目有语文、数学，以及1977年开设的政治、物理、地理、历史、生物、英语。毕业班三个班级100多人，有1人考到县重点岳口中学，6人考到片区重点多祥中学，如我这样的大多数，则由小学直升片区杨林中学，有几个辍学。此时，连a+b平方等于多少都没有概念，参加高考对我来讲，是一件非常遥远，或者说是根本不敢想、也不会去想的事。

初中是3年学制。初二时，我转学到我哥哥任教的片区张台中学住读，他对我要求非常严格，我也变得努力起来。仅1年工夫，我的语文、政治、数理化成绩已跃居年级100多人前十名，很多次考卷解答都以我的答卷作标准，但唯一缺憾的是英语一窍不通。英语老师专门给我“开小灶”，几月下来毫无效果，她只好摇头作罢。1981年中考，我名落孙山，又转回杨林中学复读。1982年中考，英语考卷选择题，我全部“押”一个字母，得4分，而其他科目成绩不错，遽以总分优势考中县重点干一中学。进校后，学校对3个理科班，2个文科班的学生进行摸底考试，数学题出得非常难，全校只有我及格，得了62分。老师非常器重我，高考于我似乎志在必得。

我的小学、初中生活无忧无虑、衣食不愁。姜文自导自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很多人不以为然，而我非常有同感。而在干一的高中生涯，同学谈起，多苦不堪回首。

学校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冬季的作息时间是：6：30早自习，7：30早餐，8：00 —12：00正课4节，12：10中餐，下午13：30—17：30正课4节，晚餐18：00，19：30—21：30晚自习，22：00就寝。夏季作息时间将上午提前半小时，安排中午多休息一下。体育课、课间休息时间被主课占用是经常性的。班主任也非常辛苦，早晚都要督促学生按时起床睡觉。学校每月、或一个半月放2天半，所以我们平时只记29日、30日。

学生宿舍非常拥护，多是3、4人合一张高低床。一间教室住40多人， 不到20个平方米的通间摆4张，住10多人。教室或通间夏天汗臭熏天，冬天有时寒风夹着雪粒，从没有被塑料薄膜封实的窗户里钻进来，让人整夜难以入睡。芥疮在同学间相互传播，多数无法幸免。前几年一次体检，医生说我得过肝炎，康复后在肝上留有一块痂，我浑然不觉，估计病史应该是在那个阶段。2005年，我旧地重游，看到通间留有的残垣断壁，尤自嘘叹不已。饮食不敢奢望营养搭配，早饭是2两稀饭，几根咸菜条；其他两顿干饭，4个人分一钵16两，但始终没有吃饱过，一是正长身体，二是被克扣。菜是萝卜白菜红苕粉之类，酱油味非常重。一份粉蒸肉0.15元，但要另外掏钱买。平均每人每月的菜金、零用5元以上不等，每月父亲给我10元钱的生活费，结余几角钱，让许多同学好生羡慕。

学校只供应开水，2分钱一壶，洗漱是最大的生活难题。夏天可以到沟汊，女生一个点，男生一个点，将就一下。干一镇老鼠多、蚊子多、蚂蟥多，在河边一有水响，几十条蚂蟥马上围过来。冬天寒风刺骨，先要用铁锹将冰敲开，才能舀出水来。回家除了拿米、拿咸菜，冬天就是要洗澡。由于很久才回一次家，所以每次大家都急冲冲的，离家时，我有时一步三回头，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从学校到家，要穿过一片大的湖区——沉湖。没有班车，30多公里的路完全靠走，路上极少人烟。我们2、3个同学走一程歇一程，有时从太阳出来一直走到繁星满天。路面是黄泥质，晴时脚被埂得生痛，雨天一步一粘脚，堪称“晴时一把刀、雨天一包糟”。1982年特大洪水，整个湖区水乡泽国，只有公路露在外面，至今记忆犹新。每学期总会有几个同学耐不住这份苦，选择弃学。我对生活要求不高，有时还支持其他同学。

在学习成绩上，英语始终是我的命门。我的英语任教老师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教学经验非常丰富，晚上她专门让我到她家里“耳提面命”；班主任非常着急，介绍一位高年级英语老师无偿帮我补习，无奈我始终不开窍。1983年寒假，父亲联系了县重点小堰中学一名省级资深英语教师为我补习。因积雪不通车，那天清晨6点多钟，我穿着一双高靴水鞋，踏着厚雪，花12多个小时、行程40多公里，从家里走到天门县城，中途只吃了一个烧饼。第二天清晨乘车赶到小堰，由这位老师专门辅导，但毫无效果。因为偏科，我对高考已逐渐失去信心，其他科目成绩也降下来。于是我谎称头痛，又说老师劝退，1984年新学期不久，转学到离家较近的仙桃第一中学。仙桃一中学生大多是城镇户口，他们考不上，还可以顶班工作，或上专业技校，所以学习风气不浓。只有一个复读班，学生大多来自农村，非常勤奋。时高中为两年制，4月份预考，同年级有五分之四被阻在高考大门之外，我理所当然亦在其列。

回到家里，父亲要我复读再考，我于高考梦似已断，坚决不从。1984年8月，我临时担任仙北乡教研组联络员，又到小学代课。10月，一年一度部队征兵工作开始。听说军队招生考试不含英语科目，我的高考梦被重新激发，经报名应征，如愿穿上绿色军装。1986年3月，所在部队政治处统一组织高考补习班，连指导员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给我报了名。我正在学习汽车驾驶，不想放弃，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同意参加招考，但提出不参加补习，满心打算驾驶班毕业，有一门技能，再好好复习一下，争取考上军医大学。高中时期，我在语文、政治、数理化科目方面，曾打下很好的基础。7月参加考试，8月底，我被天津运输工程学院录取，终于在部队完成了我的高考之路。1987年，部队招考增加英语科目，我“庆幸”不已。1987年，我在天津运输工程学院学习期间，理论和材料力学科目考取满分，创造了运院建院“第一次”；2000年，为了证实能力，我复习半年，参加了西南三省一市党校法律研究生专业联招考试，除英语外，所有《民法》、《刑法》等专业科目全部及格。老师告诉我，可以补考，或边学边考。但我当时义无反顾，放弃了这个令我至今懊悔的机会。

前几年，我和几个同学盘算，小学、初中同学几百人，在农村种地的廖若星辰，一部分学了木工或泥瓦匠，靠手艺谋生；大多数做生意、开工厂，有3个成了千万富翁，几个百万富翁；高考路上的成功者大约有20多人。有一个同学复读5年，始得“范进中举”，有一个女同学复读3年不“中”，投河自杀，还有疯颠了的，当小学教师的，等等。回顾我不算成功的求学路、高考路，仿佛在情理之中，又有些不可思议。如果按理想如我所愿，也许我会成为一名非常出色的医生，也许会成为一名有成就的导弹专家，但英语始终是一道我不可逾越的门坎。

我坚决赞成学习英语，因为英语作为国际通行语言之一，是推动交流与合作、保证我国在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必要工具。而当今，有几个不争的事实：艰难走在高考之路的中国大陆小学生、中学生、高中生，有一大半时间和精力用在学习英语；大学生就业，所从事专业与英语相关的了了无几；英语专业的大学生考社会、哲学等专业研究生，因为英语一门，比学习本专业的学生有更大的机遇被录取；有许许多多优秀的、对社会作出突出贡献的专业技术人员、教育工作者，因为英语不过关，职称只能是低水平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