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边，一颗流星划过

——记忆中的胡甫珊先生片断

郭  祥

10月2日，胡甫珊先生走了。得知消息，已是国庆长假之后，没及送上一程，吁嘘感伤。以我所知，自2004年3月民盟老前辈冯克熙冯克老走后，夫人胡先生受打击甚大，健康情况一直不好，能走到今日已是不易。

与胡先生、冯克老交往，因缘统战宣传工作。1999年至2005年，我任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重庆统一战线》编辑部编辑。重庆是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统一战线重要舞台，是政治协商，民盟、民建、九三学社、民联（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四个民主党派的发祥地。按时任副部长、主编徐登全，宣传处处长、常务副主编李大刚的要求，统战政协文史稿件尤其要弄清史实、把握质量；要发挥统战联系广泛优势，与各界人士广交朋友、深交朋友，以扩大稿源。

为此，我有幸结识并拜访冯克熙、周永林、杨钟岫、唐弘仁、凌文远、胡甫珊、肖鸣锵等一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活跃在重庆的老地下党、老报人，一段时间与他们定期座谈，就涉及文史稿件或他们的撰稿修改征询意见。冯老日常工作安排较满，胡先生因摔跤致股骨骨折，出院后完全靠扶滑椅挪动，相关稿件就直接约好，送到他们家中，当面征询意见、核对史实。

在我的印象中，作为解放前的老记者，胡先生非常知识、娴静、细心，治学非常严谨。她注意形象，不愿意以睡衣睡袍示来客，认为是不礼貌，发型从来一丝不乱。每次到她家中，多是听取冯克老意见。她家进门即餐厅，与客厅以一长廊隔开，为免去胡先生梳妆、穿衣着裤之苦，影响正常起居，起初冯克老和我就在餐桌上交换意见，胡先生有时就凑过来，招呼保姆续水，拿水果、糖果。后来熟悉，就改在了客厅，胡先生不时参加进来，静静地坐在一旁。看似无心，但有讹漏处，她会马上指出，进行补充。

有一次，我拿了一篇介绍“重庆名街”的文章请他们核审，其中谈到五四路，说是为了纪念“五四青年节”。胡先生当即指出：五四路过去是农村人进城卖鸡鸭等家禽的，叫鸡鸭街。1939年5月3日、4日，日军飞机对重庆闹市连续轰炸，致死伤最惨、损失最大。国民政府为让军民人等牢记日寇暴行，记住这一天，对死者表示哀悼，并示抗战决心，将重庆大轰炸落下第一颗炸弹的鸡鸭街改为五四路。

胡先生求实认真，钦佩之余是让我汗颜、感激。其实之前，我也一直以为五一路、八一路是纪念劳动节、建军节，五四路理所当然是纪念“五四青年节”。

那段时间，除约谈稿件，每逢春节、中秋，我都要陪市委统战部领导，或李大刚处长看望胡先生与冯克老。特别是少了领导“慰问”时，我们谈的课题更多、气氛更活跃一些。他们经常尽我们所需，互相补充，回忆往事。一次，冯克老风趣地说：说我是反革命，其实过去我们都是“胡家班”的人，是“中共走狗”。我们不解其意。

胡先生补充说：我们与胡子昂先生沾亲（侄女、侄女婿），当时都是新闻记者，是中国青年民主社（简称“青民社”，是中共南方局领导的外围组织）、中国民主同盟成员，在解放战争时期与胡子昂先生堂弟鹤霄(又名定一，中共党员，解放后曾任驻美公使、驻英大使)，长子克林（中国青年民主社负责人、民盟盟员）、侄子甫臣(中共党员，解放后曾任《工人报》副总编)、夏畦(万县民建会负责人)、北淇(中共党员，新闻记者)，侄女胡珂(文艺工作者)，被《新华时报》并称为“胡家班”，这其实是给胡子昂先生扣帽子的。《新华时报》是什么东西呢？国民党当局办的混淆《新华日报》、迷惑读者的反动报纸。

因为共同的追求，1946年，胡甫珊与冯克熙结为夫妇。结婚庆典在重庆胜利大厦举行，社会名流宾客300多人出席，被进步势力称为“展示民主力量的盛大婚礼”。从此，他俩心心相印、不离不弃，1999年、2000年分别被评为全国“金婚佳侣”、重庆市“恩爱夫妻”特别奖。话题曾经涉及到夫妇在“文革”期间的遭遇，胡先生风趣地说：1957年到1976年，克熙被关押、批斗，还“死不认罪”。组织上给我做工作，让我和他离婚。但我相信他的清白，宁可不要工作，也决不离婚。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原本是痛苦的回忆，她道来却非常轻松。她还解释：人生都不可能一帆风顺，无论顺境逆境，是人生的宝贵财富，都会给人一些启示，值得珍视记忆。如果一味抱怨，那人活着就累了。这句话充满哲理，至今仿佛犹在耳边回荡。无论失意、彷徨，我总试着拾起对生活的感激，体会处处存在的人生乐趣。

她与冯克老有一对儿女。当时，儿子冯大卫留学美国后，在美国找到工作，女儿冯丹任北京大学研究生院招生办主任，外孙女和孙子分别就读美国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每次提到他们，他们总是非常高兴，话题更多一些。有一次还专门翻出他们的照片给我们看，言辞之间非常高兴、自豪。

胡先生家里的家俱都非常陈旧，但整体摆设整齐有序，环境一尘不染。重庆市曾为省部级领导修了一批别墅，分给冯克老一套，被他们婉拒。胡先生曾向我们解释，一是苦惯了，比起很多人，能够住现在这样的房子已非常知足了；二是时间长了，对这些家俱也非常有感情，如果再搬，要装修、添家俱，劳神费力。老了，也力不从心；三是别看我们一个曾担任副市长，享受行政副省部级、医疗正部级待遇，一个是离休干部，装修、添家俱，一下子花这么多钱，凑不出，也不忍心。

胡先生行走不便后，生活起居多由冯克老亲自呵护。冯克老身患绝症后，我们几次去探望、采访。那段时间，胡先生一看到我们，就像看到救星，不停向我们诉说：人都这样了，还照顾我，还不停工作。让他歇下来，他就是不听，真是让人着急哦。其情何堪，其意自明，让我们多劝劝冯克老。

冯克老去世十多天后，我与大刚处长专程看望胡先生，顺便拿去刊有我以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名义撰写的《斯人已去 风范长存》文章的《重庆日报》，以示纪念。这时的她神情已有些恍惚，扶着滑椅，默默地望着冯克老的遗像，眼泪长流不已，反复说：他身体比我好，却比我先走一步，都是我拖累了他呀！

其时，冯丹已赶回北京办理退休手续，大卫陪伴在侧。据大卫介绍，但有来熟人来看望慰问，妈妈都这么自责。美国公司一直在催他回去，妈妈也强调以工作为重，她有保姆照顾就行了。但这种情况如何放心。

2005年春节前夕，我与李大刚处长再次拜访胡先生。这时的她已昏然瘫痪在床，口辞不清。专门照顾她的冯丹轻轻告诉她：妈妈，统战部的人看您来了。立刻，几泣泪水从她的眼角渗出，嘴唇不停颤抖。那一刻，我非常心酸，想起曾经与冯克老、胡先生在一起，听他们风趣地谈古论今，想起她曾经那么勇敢坚强执着，“星”一般的辉煌人生……那一刻，我深深地为她祝福。

以后，我由宣传处调党派处，再不忍心打搅胡先生，以致只能从民盟、从朋友处或有音讯零星，而无由谋面。为找写作灵感，有时翻翻冯克老给我的赠书，自然就想起胡先生，常悯心于问，她还好么？

如今，有关于胡先生的一切似乎归于沉寂。天边，又一颗流星划过。此沉沉哀思布于心，聊以片断记忆、以拙文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