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奈何花落去

郭  祥

在中国历史上，她曾经权倾一时，拔动政坛风云20多年。但是，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溃败，她不得不面对现实，蜗居台岛。当凭以弄权的蒋介石及其子孙纷纷凋零时，她又不得不再次面对现实，飘零美国。她曾经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在美国国会慷慨陈词，赢得了美国从政治上、经济上和道义上对中国抗战的支持。而为了维系蒋氏家天下，维护孔宋家族特权及自身利益，她又不择手段，极尽其所能。她对共产主义恨之入骨，政见之分使她甘愿放弃骨肉团聚的机会。但晚年的她却抒民族大义，反对分裂中国，倡导和平统一，期盼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

宋美龄，这个历史曾经浓抹重彩的传奇女人，于2003年10月24日在纽约安静地走完了她曾经辉煌的一生，享年106岁。

蒋宋联姻

宋美龄出身于上海的上流社会家庭。她的父亲宋嘉树曾先后受教于北卡州三一大学和田纳西州的范比德特大学。1887年，宋嘉树与浙江名媛、明代学者徐光启之后倪佳珍结合。1897年，宋美龄出生了。在6个子女中，她排行第四。即蔼龄、庆龄、子文、美龄、子安、子良。由于宋嘉树深受美国文化与教育的熏陶，并对之推崇备至，因此，他的6个子女也都先后被送到美国读书。

1908年，11岁的宋美龄进入佐治亚州皮得蒙学校。在这里，她虽然只呆了短短9个月，却奠定了她美国化的基础。此后，她继两个姐姐之后，进入卫斯理安学院。1913年秋天，她转入韦斯里学院，并在这里度过了幸福的4年。在这里，她从思想、举止和谈吐上实现了“全盘西化”，以致使她的美国同学几乎把她当成“正宗美国人”。她的政治和社会思想也十分接近美国保守派的观点。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出身富裕的家庭，坚守着所谓上流基督教徒的道德观，对自由主义抱持着怀疑和不信任。

1917年夏，宋美龄学成回国，并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从事社会服务工作，担任全国电影审查会审查员、上海租界工部局童工委员会第一任中国妇女委员。

1922年12月初的一个晚上，宋美龄的长兄宋子文在上海莫礼哀路孙中山家举办基督教晚会，她首次见到蒋介石。宋美龄的美丽、大方，出众的谈吐和绰约风姿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宋美龄也被蒋介石所深深打动。她曾经回忆说：“他那对闪亮的眼睛告诉我：他是个英雄……相比之下，远比我二姐夫（孙中山）英俊。”两人当即互换了电话号码，其后便开始书信往来，感情也随之与日俱增。

蒋介石向孙中山吐露了与宋美龄联姻的想法，并恳请宋庆龄帮忙。孙中山先生对此大表赞同，而宋庆龄出于对蒋介石人品的反感，竭力反对。宋美龄的母亲和大姐宋霭龄起初也反对这宗婚姻，但后来都被她说服了。宋子文起初也激烈反对，但驾不住青红帮对他的“警告”和财政部长一职的诱惑，也软化了自己的态度，反过来劝自己的母亲。1927年，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隐居”溪口雪窦山。他不停地写情书给宋美龄，信誓旦旦：“所谓功业宛若幻梦。独对女士才华容德，恋恋不能忘”云云。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在遵从宋母之命，改信基督教后，与宋美龄在上海正式完婚。蒋时年40岁，宋30岁。这场婚姻是一次具有非凡意义的婚姻。除了花销甚巨之外，它把政治、权力和金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中国历史上值得浓摸的一笔。上海《申报》当日刊登两则启事，一则是蒋宋联姻，另一则是蒋介石与结发妻毛福梅的离婚声明，声称“毛氏发妻，早已仳离；姚陈二妾，本无契约。”

蒋宋联姻，按宋美龄所言“这项婚姻自始至终是我自己作主，与我阿姐何干?”至于“委员长和我结了婚才走亲英美路线，更是天大的笑话。”

改造运动

1933年盛夏，宋美龄在庐山牯牛岭避暑时，与一批美国传教士讨论中国的局势。传教士认为，南京政府如果想获得外国政府的支持与贷款，就必须在国内实施社会福利计划，使外国政府和旅华外人对现行政权有好感。他们建议说，美国罗斯福总统正推行“新政”，蒋介石也不妨实施改造中国社会福利的“新政”。聪明的宋美龄马上领悟到传教士所说的重点，并向蒋介石报告。在获得蒋介石的嘉许后，宋美龄与众传教士立即研究拟定了中国“新政”的细节，并把这项计划命名为“新生活运动”。

这次旨在改造社会道德与国民精神的“新生活运动”被蒋介石称之为“精神方面的重大战争”。它是国民党建党以后所从事的一次最大规模的社会改革和文宣运动。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举行扩大总理纪念周。他发表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演讲，宣布“新生活运动”开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当即在南昌成立，蒋自任会长。7月1日，又改组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宋美龄为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事实上，她才是新生活运动的实际推动者和倡导者。

宋美龄认为，新生活运动是要改造全民的生活，而妇女是家庭的中心。为此，她大力鼓吹妇女为改造家庭生活的原动力，并向全国妇女呼吁：“知识较高的妇女，应当去指导她们的邻居，如何管教儿女，如何处理家务，并教四周的妇女读书识字。”但她同时也承认：“中国的妇女，非但多数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而且大半仍过着数百年前的陈旧生活。”

宋美龄推行“新生活运动”是不遗余力的。开会、撰文、演讲、督导和接受国内外媒体的采访，忙得不可开交。她的成就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满足。“新生活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美国基督教会的参与。但为了显示这是一项“纯中国人的运动”，教会的色彩也就被刻意淡化了。到抗战爆发后，“新生活运动”演变为战地服务、伤兵慰问、难民救济、保育童婴、空袭救难、征募物品和捐款等等与战时支援有关的活动。

由于其过度空泛、不切实际的宣传而终导致“新生活运动”形式主义的出现，弄虚作假的行为更是层出不穷。对宋氏姊妹一直颇有好感的美国作家项美丽曾经评价：“‘新生活运动’后来变成了全国性的一场不大不小的笑话。”中国近代外交家顾维钧的第三任妻子黄蕙兰曾经回忆说：“中国驻外人员常有外遇而导致婚变，故在抗战前外交界即戏称‘新生活运动’（NewLifeMovement）为‘新妻子运动’（NewWifeMovement）。”冯玉祥将军更是直言：“新生活是说着骗人的。”比如“新生活不准大吃大喝，普通人一桌饭只花8块钱，蒋介石左右的大官一桌饭约60元，总是燕窝席、鱼翅席。”“……那些书的名字，什么新生活与军事、新生活与政治、新生活与这个那个，几十个名堂，事实证明是什么？政治是腐败的，军事是无能到极点，经济是贪污到极点，文化摧残到极点。”

宋美龄把推广“新生活运动”当做其政治事业来看待，试图让国人在生活习惯和精神上“脱胎换骨”，不要让西方人“看不起我们”，并借此让国人知道蒋夫人关心大家，其动机确也有其积极的一面。但由于急功好利，不了解中国几千年的传统习惯和众多贫穷劳动者阶层的社会基础，宋美龄领导的这场运动经过3年的运行，很快成为中国一段滑稽历史剧而不了了之。

沉作机变

1936年12月12日，为了促蒋抗日，在多次劝谏无效的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对蒋实行兵谏。

当时，南京国民党政府方面分为由代表英美利益的宋子文、宋美龄等组成的主和派和由亲日的汪精卫、何应钦、张群等组成的主战派。英美帝国主义的势力主要集中在华东和华南，他们对日本侵略东北一向是持隔岸观火的态度。当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由东北而华北，显示出了侵吞全中国的企图时，他们才感到自己的利益受了威胁，于是唆使买办阶级宋子文、宋美龄等，包围蒋介石，阻止日本南进企图。西安事变发生后，他们马上声明支持宋子文、宋美龄等，借以打击汪精卫、何应钦、张群等亲日派。而日本帝国主义则积极活动，鼓动何应钦等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以图渔翁之利。

是战是和，两派展开了激烈交锋。作为军政部长的何应钦最先得到事变消息。他迫不及待地电告在国外的汪精卫火速回国，准备联日“剿共”，造谣说“西安城墙上都挂着红旗”。同时，他还宣称“委员长纵然为党国牺牲，也是光荣的。”在何应钦等的操纵下，南京中央下达了讨伐令。何应钦自封“讨逆军”总司令，兵分五路，任命刘峙、顾祝同、卫立煌等为各路总司令。他们表面上是营救蒋介石，骨子里却是借机推翻蒋介石，迎汪精卫回国主政。南京情势十分危急。由于有英美势力作后盾，同时，出于对蒋介石生命安全的考虑，宋美龄急忙召集作为军队中坚的部分黄埔军官训话：“你们要想营救你们的校长，就不能讨伐西安，若讨伐西安就等于断送你们校长的性命。”

扣蒋的第3天，受宋美龄委托，蒋介石的外国顾问端纳由南京乘飞机到西安。他由张学良陪同面见蒋介石，转呈了宋美龄的亲笔信。宋美龄在信中指出：“你平时，总不听取部下的意见，因而发生今天这样事情。但我相信张、杨不会对你有加害的意思。他们是出于爱国思想。”同时，她还对蒋介石表示关切，要求他以党国为重，不可自寻短见。信中还介绍了南京何应钦下讨伐令及举行白衣誓师等情况，并说：“南京目前正在唱戏。而且戏中有戏。”蒋看完信，不觉悲而泣下。

此后，宋美龄又不顾何应钦的反对，委托兄长宋子文以私人关系到西安探蒋。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端纳和宋子文回南京后，告知宋美龄及何应钦等人：张、杨与共产党实无危害蒋的意图，均愿和平解决。此时，何应钦虽掌握讨伐大权，但由于有蒋介石的口信和宋美龄的反对，他不得不命令前线暂停“讨伐”张、杨。在两军对峙之下，南京与西安进入和平商谈。

22日，宋美龄偕端纳、宋子文、戴笠等人到了西安。行前，她说：“余个人于事变发动之初，即决心与劫持我丈夫之西安将领作正义之周旋，任何牺牲，任何代价，皆所不顾……”宋美龄一行到西安后，张学良亲自到机场迎接。她与张学良、于凤至夫妇本为旧识，张学良对她非常敬重，并立即安排她与蒋介石见了面。

由于顾及脸面，蒋介石以腰痛、脚伤（在临潼华清池往外逃跑时跳墙所跌）未愈为由，委托宋美龄和宋子文代表自己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代表“三位一体”进行谈判。和谈内容是以张、杨所提出的八项主张和共产党临时提出的六项原则为基础。会谈进行了3天，蒋介石对协商的条件完全表示同意。

西安事变的解决，集中体现了宋美龄在政治上的权衡机变，树立了她个人的政治威信。由此，她正式走上了中国的政治前台。

抗战初期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宋美龄以其非凡的才干和影响力，积极投身抗战。在凇沪抗战期间，宋美龄一直陪着蒋介石住在美龄宫，日寇飞机曾多次轰炸这里。宋蔼龄极力劝她离开南京，到武汉避难。宋美龄却表示坚决不走。她说：“为了国家大事，我一定要留在南京。于私是给丈夫心理上的安慰和信心，于公则是我们都留在首都，能安定人心和军心。为了多保卫南京几天，好让中国军队掩护中国人民向西撤退，保存国力，与日军作持久战。”

宋美龄常常身先士卒，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多次出入最前线慰劳将士。有一次，她携带大批生活补给品，前往上海前线，在车队越过阵地时，遭到日军炮火的猛烈轰击，座车被炸翻，她的肋骨及脊椎多处受伤。在武汉保卫战中，她冒着枪林弹雨，出入前线。有报称，她“四次到前线，五次差点送了命”；河南兰封县城失守，桂永清军长被蒋介石下死命令24小时内夺回县城。他手下两个师的兵力拼死强攻全部阵亡。正当桂与部下光杆师长李良荣泪眼相对时，头带钢盔、身着军服的宋美龄竟然出现在阵地上；71军死守河南富金山的第9天，宋美龄深入到前沿阵地战壕里，带去了最急需的武器弹药和蒋介石的亲笔信，并鼓励将士：“你们打得好!打得日寇闻风丧胆!”在九江万家岭吴奇伟的第4军前沿阵地上，宋美龄“军服绑腿，步履矫健”，出没在日寇飞机狂轰乱炸之下的防空洞里。她在阵前说：“这是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之战，我正该上火线。”

同时，她还亲自用英文撰写文章，在南京通过美国广播网，用英语向美国民众揭露日军罪行，介绍中国人民艰苦抗战的情况，呼吁美国政府和人民给予援助。

“西安事变”时，何应钦曾想用飞机轰炸西安，置蒋介石于死地，这让蒋介石、宋美龄感到了掌握空军指挥权的重要性。购买飞机涉及大笔款项，蒋无法确定手下那一帮贪污成性的官僚中，谁能担起责任，但他信任自己的妻子。于是，由宋美龄与外商洽谈，国民政府前后订购了价值2000万美元的军品。有一位美国作家曾写到：“宋美龄独揽空军大权，不容他人染指，并成为严格执行空军纪律的人。她规定，凡在这支精英部队中行窃者，将被处以极刑。直到必须撤离南京时，她常在新闻稿上提到‘我的空军’。”

为了整肃空军，她邀请了美国飞行员霍布鲁克为顾问。1937年春，受她的邀请，美国退役空军上校陈纳德到了中国。此后，她又亲自出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直到1938年因健康原因辞去这一职务。但宋美龄对空军的人事、采购，甚至训练和作战始终都操有大权。她被称为“中国空军之母”，以致其一生最喜爱的胸针就是金色与银色的国民党空军军徽。

1941年，宋美龄力劝蒋介石重金募集美国空军退休人员，在昆明成立飞虎队，由陈纳德任队长。宋美龄认为，组织飞虎队可以维护中国大西南与缅甸之间空间走廊的畅通，再者也能运送战略物资到重庆。当时的中国在外交上颇受人歧视。美军方百般阻挠中国成立飞虎队，美国务院也处处刁难，以拒发护照、不准出境、开除军籍来要胁飞虎队成员。美方阻扰成立飞虎队的情况，一直到开罗会议之前，才稍有改变。飞虎队成立后在作战和后勤补给上等方面频频立功，证明了这一决策的英明。

就在筹组飞虎队的那年夏天，驻纽约采购航空器材的人员紧急向宋美龄报告，说美国将与日本妥协，方案也已拟妥，只等罗斯福总统认可。宋美龄担心美日一旦妥协，来自美国的战略物资势必随之断绝，中国很难独力抵抗日寇的疯狂侵略。宋美龄、宋子文与蒋介石密商后认为，美日妥协，有损英国在远东的利益，而只有英国才能制衡美国。于是宋子文秘密前往美国，与媒体大亨鲁斯研究对策。经巧妙安排，鲁斯授意记者在香港报纸上透露出美、日准备妥协的消息。这一消息迅速传到了英国本土，再加上中国驻英国大使顾维钧向英国权威人士力陈弊端，当时的英国首相邱吉尔便决定与中国同时向美国施压。接着，宋子文又和鲁斯策划在《时代周刊》登出一篇来自英国伦敦的消息：英国普遍认为，若美国和日本妥协，就是和侵略者相互握手，是企图损害盟友的懦夫行径。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看到这篇报道后，有所顾忌。于是，美日妥协方案只好不了了之。其后，日本海军袭击珍珠港，美国正式参战。

成功访美

纵观宋美龄的一生，她最大的贡献无疑是运用她对英美等国的熟悉，争取这些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

1942年9月，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访问中国。这位曾与罗斯福竞选总统而败北的民主党人士在享受蒋介石、宋美龄热情招待之余，提出了请宋美龄访美的可能性。此前，美国杂志业巨子鲁斯也曾有相同建议，一则可以让身心疲惫的宋美龄调养身体，二则向美国人民宣传中国。他认为宋美龄的作用可抵30个师的兵力。蒋介石则以为国史向无“夫人外交”的先例，且效果难以预料，就推说蒋夫人在旁相助，可抵60个师的兵力。这次威尔基旧话重提，让宋美龄大为动心。

在说服蒋介石及其它人之后，1942年11月，宋美龄终于重返睽别25年的美国，并住进哥伦比亚大学长老会医学中心。第二天，罗斯福总统夫人埃利娜冒着严寒看望了宋美龄。这时的宋美龄一扫女强人的姿态，表现得像一个娇弱的病人，让罗斯福夫人倏然而生“我见犹怜”的母爱之情，并决心帮助她。

1943年2月12日，宋美龄在住院11个礼拜病愈后，罗斯福夫妇邀请宋美龄前往纽约上州海德公园的老家休息。宋美龄在这里住了5天，一面补足元气，一面忙着为在国会众议院的演讲作最后的润色。2月17日下午3点多钟，宋美龄乘火车抵达华盛顿联合车站，罗斯福总统夫妇以此4年前接待英王乔治六世的礼节亲自到车站迎接。从车站到白宫的路上，无数美国人和华侨争相向宋美龄挥手、欢呼。

2月18日，在罗斯福夫人的陪同下，宋美龄到了国会。议员席和旁听席座无虚席。宋美龄向鼓掌欢迎的参议员微笑颔首。在参院的演说中，她介绍了美国飞行员杜立德上校1942年4月率队轰炸日本后，数名飞行员在回航时降落我国山区获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如同回家的情况。她说：“余在贵国度过余身心长育之时期。余操诸君之语言，不但操诸君内心之语言，且操诸君口头之语言。故今兹来此，亦有如见家人之感。”

宋美龄的演讲不时被掌声打断，有时会有近5分钟的掌声。她在结语中的一句话，获得了满堂彩。她斩钉截铁地说：“我中国人民根据五年又半之经验，确信光明正大之甘冒失败，较诸卑鄙可耻之接受失败，更为明智。”众院议事厅爆出了历久不歇的掌声。一位议员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宋美龄差点让他掉下眼泪。这次演说由收音机转播全美，打动了千千万万的美国人。每天有数百封来自全美各地的信件寄至白宫，收件人是宋美龄。一位住在新泽西州东奥伦奇市的家庭主妇寄了一张3块钱的汇票和一张上海难童在火车站哭泣的剪报至白宫，要求代为转给宋美龄。这位美国太太说：“3块钱汇票是我的3个女儿合送给那位在火车站哭泣的小朋友的。”

在国会演讲后的第二天，宋美龄在罗斯福夫妇的陪护下，在白宫总统椭圆形办公室举行记者会，接受了172名记者的采访。这次采访也非常成功，其影响力不在国会演讲之下。

2月28日晚上，宋美龄一行坐火车离开华府，展开她忙碌而紧凑的“征服美国”演说行程。有一次，宋美龄的火车在半夜经过犹他州一个小镇，全镇居民（包括50名小学生）在车站守候通宵，仅希望能一睹宋美龄的风采。

宋美龄此行最受瞩目的是在好莱坞露天大会场发表到美的第三次重要演说，以及会见200多位支持中国抗日的影剧界人士。宋美龄于好莱坞露天广场向3万听众发表演讲，呼吁大家支持中国抗战。为中国人所熟知的大牌影星，如劳勃·泰勒、贾利·古柏、英格丽·褒曼、凯瑟琳·赫本、亨利·方达、丽泰·海华丝、秀兰·邓波儿等都和宋美龄寒暄，宋美龄对好莱坞电影的熟稔不但使影星惊喜，亦使影剧记者大为佩服。影星们纷纷捐出巨款，支持中国抗战。

1943年7月4日，宋美龄满怀成功的喜悦，回到了重庆。

这次美国之行历时7个多月。在此期间，宋美龄与罗斯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43年1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蒋介石在埃及开罗召开会议。会议决定日本战败后，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并将中国列入世界强国之列。宋美龄担任蒋介石的助手和翻译，锋头并不在蒋介石之下。在维护中国主权、收回台湾一事上，她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访美国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全然不顾全国人民和平建国的愿望，积极发动内战。由于他所挑起的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到1948年年底，这一反动政权已败象渐生。一方面美援枯竭，军费无以为继；另一方面美式装备由于零配件的缺乏而成了一堆废铁。飞机停在机场，无法上天，坦克成了士兵宿舍，无法开动。乞求美国物质上和“道义”上的支持再一次成为蒋介石的当务之急。联想到第一次“夫人外交”的巨大成功，这次蒋介石主动提出请宋美龄赴美乞援。

眼看蒋介石国民党的大势已去，宋美龄忧心如焚。她的失眠症再次发作，一睡下便恶梦连连。在兵败如山倒的困难时期到美国去履行如此“重大”的任务，宋美龄本不愿意，无奈自己的整个政治生命和孔宋家族的兴衰都押在蒋介石的前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