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祥

    抗战胜利后，随着社员陆续复员，成立于1946年5月4日的九三学社总社迁离重庆。一直以来，很多资料显示，九三学社总社迁北平。但通过对一些资料进行分析显示，九三学社总社最初迁移上海，直到1950年3月，九三学社中央理事会恢复成立，九三学社中央（总社）才正式确立设在北京。其依据在四个方面：

一、《新华日报》对兰园会议的报道

1946年5月14日，《新华日报》第二版以《九三学社通过决议要求停止各地内战 并要求取消党化教育，改善教职工生活》为题报道：“九三学社于十二日下午三至九时，假兰园开理监事第一次联席会议，到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吴藻溪，侯外庐，张雪岩等十余人。税西恒主席。”

这次会议史称“兰园会议”，是九三学社成立后，面对“美蒋勾结，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破坏‘双十协定’、‘政协协议’和‘停战协定’，‘关内小打、关外大打’，全面内战一触即发的时刻”（《九三学社简史》第52页），在九三学社大部分成员复员、即将复员的情况下，召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

会议通过了三项重要决议案，其中第一项明确提出：“设总社于京沪区，设分社于重庆、武汉、成都、昆明、香港、广州、北平、天津及伦敦等地。”在当时，京沪区，即南京（彼时简称“京”）、上海（简称“沪”）一带。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天，“京”被一些人误解为北平，甚至作北京，这是不妥当的。今天的北京即北平，在当时简称为“平”，即在北平、天津发起的“平津战役”之“平”。

同时，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作为经济中心的上海成为全国政治副中心，众多党派和人民团体云集于此。这一期间，中国现有的8个民主党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前身之一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民主同盟总部、中国民主建国会总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央机构分别于1946年由重庆迁往上海，中国民主促进会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成立。也就是说，民革前身之一，以及包括九三学社在内的其他5个党派，总部均设在上海。由此可见，九三学社总社由重庆迁往上海是有其必然性的。

二、《中国党派》对九三学社的记述

1948年，中联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中国党派》一书。该书以国民党视角对当时的中国党派政治生态进行了评说。

该书第271页载：“九三学社，虽以‘学’字为号召，事实上乃系政治性的结社。该社主要人物，为国民参政员褚辅成、许德珩、王卓然及立法委员左倾人物张西曼等。该社命名‘九三’乃为纪念抗战胜利（因我国正式接受日本的投降，为九月三日）。该社在重庆成立，国府迁都后，政治中心东移，始迁往上海，仍于重庆设立分社，由税西恒、何鲁（中国农民自由党领袖）、谢立惠、左昂、詹熊来、税述之、吴藻溪等十五人为理监事。在川省展开活动”。同时，称“该社成立之目的，虽以学社为号召，实欲藉以结合，吸收党众，以便作政治活动”。

文中还记述：“该社于上海法学院会议室，举行座谈会，到会者有五十余人，由褚辅成主席，当场作四项决议：（1）致电联合国大会，要求讨论联合国会员国，在非敌国驻兵问题，纠正美国对远东政策。（2）致电美国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表示支持其立场，并请继续发动美国人民，有效制止美国的对华错误行为。（3）致电民盟中央执委会，申述在此时局严重时期，民盟必须加强内部团结及坚持政协道路。（4）筹备出版九三学报。”

依以上记述及《决议》内容分析，会议是在上海以九三学社（即“该社”）名义召开，所列四项决议政治态度鲜明，且均具有全局性，如“筹备出版九三学报”决议一项，只能是由九三学社总社作出，倘以1946年6月12日成立的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名义，或以九三学社部分社员、九三学社上海同人名义，都是不可能、也是不恰当的。

三、有关九三学社在上海的活动报道

兰园会议以后，以九三学社名义开展进步活动、发表对时局意见，《新华日报》等的相关报道目前统计有以下几则：

（一）1946年6月26日，九三学社发表对时局的意见，要求实现和平，取消外国在华特权。同日发出致南京“下关惨案”被特务殴伤之马叙伦等慰问电，强调“本社同人誓作后盾”（重庆《新华日报》6月27日）；

（二）9月1日，为国际民主胜利周年，九三学社发表宣言，主张立即停战，实行政协决议（重庆《新华日报》9月3日）；

（三）上海航讯：文化界人士褚辅成、王卓然、张西曼、许德珩诸氏发起所组织之九三学社，鉴于当前时局之严重，特发表意见六点……”（重庆《新华日报》10月31日）；

（四）为了继续争取民主，反对伪国大通过的“宪法”，世界和平促进会上海分会，国际人权保障会，民主建国会，工商业协进会，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九三学社，中国妇女联合会上海分会，上海金融业民主促进会等十一个团体于1946年12月29日举行座谈会，当推王绍鏊为主席(上海《文汇报》1947年1月1日)；

（五）1947年“5月4日，九三学社为该社成立周年纪念“五四”，特发表宣言”（上海《文汇报》1947年5月4日）。

以上报道，第一、二则《新华日报》均以“本市消息”报道，但没有言论发表具体人员、地点详细报道。第三、四、五则消息，发生地是在上海。其中第四条，如世界和平促进会上海分会、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等，分会、总部区别非常明确，第五则明确为九三学社。

另有报刊资料显示，褚辅成、孟宪章、吴藻溪、笪移今、孙荪荃、卢于道等，一是以九三学社社员身份签名，于1947年夏发起成立有民盟等其他党派成员参加的“对日问题座谈会”；8月3日，在沪、津、渝、港四地《大公报》发表《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9月10日，在《大公报》上发表《我们关于对日和约的主张》等。二是以进步人士身份，参加1946年7月周恩来、郭沫若等发起组成的李、闻两先生的追悼大会筹备委员会；7月25日邵力子、周恩来等发起组成的陶行知追悼大会筹备处等。

此前，一些文稿将九三学社与1946年6月12日成立的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相混淆，给人的感觉是九三学社在上海的活动都是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组织开展的。事实上，同期以“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名义开展活动、发表宣言的相关报道，目前没发现见诸报端。

与此比对，10月27日成立的九三学社重庆分社开展进步活动，如1946年11月10日，与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重庆分会、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分会等其他在渝人民团体提出《我们对于召开国民大会的意见》；1947年1月6日，与在渝16个民主团体联合宣言，就沈崇事件抗议美军暴行及美国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1947年2月6日、9日，与中国民主同盟重庆支部等发表联合宣言和通电，吁请各界声援学生爱国运动等。重庆分社社员以进步人士名义开展活动，《新华日报》均进行了报道。

另外，到目前为止，有媒体报道明确、建国前建立九三学社分社的仅上海和重庆，而其他地区没有建立分社。

在北平，许德珩等积极开展进步活动，如1947年1月20日，《新华日报》刊载《九三学社留平同人发表时局意见》；1949年1月26日，发表《拥护中共“五一”号召暨毛泽东八项主张的宣言》等，均以“九三学社留平同人”名义。除此外，则以进步教授名义的居多，如许德珩、袁翰青、胡庶华、沈从文等十九位教授联名致函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北大女学生被美军奸污一事提出抗议；1947年2月22日，许德珩等13教授发表《保障人权宣言》；5月22日，袁翰青、薜愚、樊弘联合其他28位教授发表《北京大学教授宣言》，声援青年学生运动；11月4日，许德珩、袁翰青与北平各院校47名教授共同发表了《我们对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1948年3月29日，许德珩、袁翰青、樊弘三位教授在北大民主广场纪念黄花岗先烈大会上发表讲演，反对伪国大。事后，又联合北大、清华、燕京、师院等高校90名教授，联名发表《对吴铸人谈话之驳斥与质询》等。

南京也没有成立分社，有资料显示的：1948年5月4日，九三社员梁希、潘菽、金善宝、涂长望、干铎等，以进步教授身份参加南京各大专院校纪念“五四”营火晚会，梁希作讲演，高呼：“天色就要破晓，曙光即将到来!”

四、从九三学社理事、监事复员后的分布情况

九三学社成立时的24名理事、监事中，复员后，有2人留重庆，2人情况不明，其余20人，复员南京、上海等苏浙沪地区的共14人（理事9人，监事5人），占63.6%。其中上海有6名（理事4人，监事2人），占27.3%；北平4人（理事3人，监事1人），占18.2%。

兰园会议推选的常务理事中，复员苏浙沪的有褚辅成、潘菽、吴藻溪，共3人，复员北平的有许德珩、张雪岩（后出国）、黄国璋，共3人，留重庆的有税西恒1人；常务监事全部复员苏浙沪。九三学社创始人主要分布在苏浙沪一带，总社似应设在上海。

本条理由以人员多寡说明问题，略显牵强。

1948年3月以后，随着九三学社中央常务理事褚辅成在上海病逝，以及国民党军警宪特的压制，九三学社在上海已鲜有活动。而南京、北平、重庆社员以进步人士身份积极开展活动。从现有报刊资料显示，至九三学社中央理事会恢复成立，九三学社，九三学社上海分社、重庆分社鲜有活动信息。

1949年3月至4月，在南方的九三学社成员梁希（1949年10月被任命为林垦部部长，留京）、潘菽、涂长望（1949年12月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气象局局长，留京）、张西曼、金善宝、卢于道、侯外庐等，在中国共产党人安排护送下到达解放区，并先后抵北平。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在许德珩等人的积极努力下，九三学社作为民主党派，正式成为参加新政协的45个单位之一。

1950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九三学社恢复成立了中央理事会，许德珩任主席，梁希任副主席，除原有理事外，严济慈、孙承佩、薛愚、方亮被推举为中央理事，一大批九三精英云集北京，九三学社中央所在地正式确立在北京。此时“恢复成立”中央理事会，应是对上海九三学社总社的承继。（作者系九三学社社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九三学社重庆市委宣传处处长）

附件一：作者自述

按社中央要求，为了完善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九三学社展室布展，我在重庆图书馆、档案馆对与九三学社相关的资料进行了认真收集整理。在这一过程中，偶然发现抗战胜利后，九三学社总社迁址去处各种资料表述不一，少数认为迁到上海，多数认为迁到北平。本着九三学社民主与科学精神，遂从2010年底开始本稿的资料整理和撰写工作，以图厘清这段历史。

作为九三学社社史研究，个人回忆是非常重要、非常可靠的资信来源。考虑到个人回忆受时间与空间局限，难免会出现少数与史实不相符合的信息，也考虑本稿立论的严肃性，因此，本稿主要采信《新华日报》、《大公报》等报刊，以及1948年中联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中国党派》对人物事件的最新报道、记载信息，对个人回忆暂时没予采纳。

作为该稿的重要补充，《兰园会议九三常务理、监事名单等正误》、《九三学社创始人复员考略》两文先期发社中央研究室审定，并在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网站刊发。

2013上半年，初稿完成。本人就完善该稿主要内容与社中央相关部门负责人、同仁进行了沟通，并发九三学社上海市委“批判”。社上海市委研究室主任季萍发电子邮件提出了意见建议。10月初，社上海市委社史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张晓鹏，季萍一行5人专程到重庆座谈交流社史研究工作经验，对该稿论点、论据、论证过程再次进行了审议讨论。座谈结束后，该稿交张教授，希冀利用复旦大学图书馆资料库资料佐证，再行“批判”。12月31日，张教授回复了最终意见（附件二）。

该稿迟迟未发，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因为涉及九三学社重要史实，不敢稍有懈怠，更不敢臆猜造次，所以要从立悖两方面广泛搜集论据；其次，本人在社史研究方面终归是半道出家，能力有限，掌握的素材也有限，难免会有失偏颇，所以论证总想假以时日，力求客观严谨、真实公正。

我是半道出家。俗话说，初生的牛犊不怕虎。于此稿，我却是前怕狼、后怕虎，心情始终处于忐忑不安的状态。文稿所涉，但有不敬僭讳之处，还望各方海涵。如有不同意见争鸣，对本人则是存真明理的最好教诲，本人期盼，并将不胜感激之至。

附件二：郭处大作读后感

郭处：

大作《九三学社总社迁上海考》仔细拜读过了，写得很好。您从《新华日报》对兰园会议的报道（决议第一项：“设总社于京沪区”，即今南京、上海地区）、1948年出版的《中国党派》一书对九三学社的记述（明确提到九三学社总部在“国府迁都后，政治中心东移，始迁往上海”及在沪作出的相关决议均具有全国性等）、有关九三学社在上海的活动报道以及九三学社理事、监事复员后的分布情况等四个方面得出了“九三学社总社最初迁移上海，直到1950年3月，九三学社中央理事会恢复成立，九三学社中央（总社）才正式设在北京”的结论，尽管一些细节还有待考证，但我是倾向于支持您的结论的。

除了您提出的依据外，还可以补充一些背景资料：1946年5月，国民政府自重庆“还都”南京，当时临近南京的上海既是全国经济枢纽，又是政治斗争、文化事业的中心，各党派和人民团体集中在这里。例如，1945年年底民进在上海成立；1946年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革的前身之一）由重庆迁至上海；4月12日，民建总会由重庆迁至上海；5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前身）中央机构由重庆迁来上海；当时民盟总部也在上海。因此，九三学社总部从重庆迁到上海也是很合乎情理的。

另外，对大作有几点小意见：

1、大作说中联出版社的《中国党派》一书“以国民党的视角对中国党派进行评说”，我想可能不能完全说是以“国民党的视角”来进行评说，对中联出版社及这本书似可用更中性的语词来描述。

2、有关九三学社在上海的活动报道，您说“第一、二则《新华日报》均以‘本市消息’报道，发生地应该是在重庆”，而据我以前读过的相关资料的印象，这两则消息的发生地是上海，报纸所谓“本市消息”并不一定说明消息发生地就在本市，而可指报社直接的消息来源是本市。

3、您说第四条理由“以人员多寡说明问题，略显牵强”，但我觉得还是较能说明问题的，因为核心人物集中在某一地，才方便开会作出决议。当时九三学社一些全国性的声明等是在上海发布，正因为社的核心人物集中在上海，也可以说社的总部在上海，这样才方便以全社名义发布。

4、大作说“1948年3月以后，随着九三学社中央常务理事褚辅成在上海病逝，以及国民党军警宪特的压制，九三学社在上海鲜有活动。而北平、重庆、南京社员以进步人士身份积极开展活动。九三学社，以及九三学社上海分社、重庆分社活动基本停顿”，这一说法与我了解的史实不尽相符。据我了解，至少当时九三学社上海分社还有一些活动的，包括以“对日问题座谈会”名义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其中核心成员都是九三学社社员），还有1948年12月25日，九三上海分社卢于道、孟宪章、顾执中、笪移今、武钊西、洪铭声、洪涛等在王造时家召开会议，研究形势，商定迎接上海解放的对策等活动。

以上意见，不一定对，仅供参考。

当然，九三学社当时是一个相对比较松散的组织，人数也不多，对外可能没有公开挂出“总社”的旗号，因此目前尚难找到当时有关媒体报道等方面的资料，甚至“上海分社”的旗号在当时媒体报道中也很少有见，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相当大的困难。我虽然是业余对社史有一些研究兴趣（包括正在寻找有关九三学社在上海活动场所——不敢说“社址”——线索），但愿与您一起共同努力，将“九三学社总社迁上海考”这篇文章做得更实、更好。

再次谢谢您的大作，从您的这篇大作和其他文章中我学到很多东西；也再次谢谢上次在重庆您的热情接待，那次重庆行我们收获良多。您何时来沪，请一定与我联系，相信我们以后会有更多交流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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