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重庆文史专家周永林先生

郭  祥

今年4月下旬，中央美术学院王益鹏教授到重庆，收集其父、民盟老前辈、曾任重庆民主星期刊副主编王少燕的生平事迹，找到我。我首先想到求助于原四川省重庆市政协副秘书长周永林、重庆老新闻工作者杨钟岫。在杨老处，我被告知，周老已于2014年12月仙逝，他送了挽联。我非常惊愕、沉痛，痛苦于我的闭塞、孤陋寡闻，没能为周老送最后一程。

与周老认识，是1999年6月间，我供职于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宣传处，主要负责《重庆统一战线》编辑。刊物有史海钩沉、统战史话栏目，因为是史，所以增删损益相当慎重。但凡涉及重庆1937至1950年的史实存疑，我会求助请教于重庆文史专家周永老、杨钟老等。他们博学广闻、诲人不倦，于文章之外，还论及许多重庆掌故。与他们接触，无论学识人品，都给我许多教益，时间长了，于感情上也十分相洽。

上世纪90年代，周老曾大病一场，虽顽强生存下来，行走已是颤颤巍巍，出门须有夫人相伴。他勤于治学，无论在小什字市政协联谊小区，还是迁居加州城市花园，满屋子都是书籍、资料，码放整整齐齐。每次去拜访，他都在读书、翻阅资料、制作资料卡片。对我提出的疑问，他会旁征博引，非常热情地给予教诲，一个问题会讲出相干不相干的两三个、甚至多个故事。不知道、或不清楚之处，他会扶椅缓缓站起，拒绝我本能的搀扶，挪步到书架前准确找到相关书籍，翻到出处，或打电话咨询某某人，让我马上去找他（她）。原四川省重庆市工商联秘书长张钧陶熟悉重庆工商界历史、重庆老报人肖鸣铿了解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一些内幕，他们都是我通过周老认识的。

据周老介绍，他有心于文史研究工作，是在1967年。有一天，他顺手将几枚破损的毛主席小型像章混进杂物倒入垃圾桶，被人揭发，在市公安局留待审查室羁押了40多天。被放出来后，他没有分配工作，整日无所事事，戏称一帮与自己境遇一般的人一不小心成了“圣贤”（谐“剩闲”）。在市委统战部老部长杨松青的启发下，他到重庆市图书馆静心读书，翻阅了大量资料，由此对文史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两年后，他重新参加工作，文史情节已然深播萦绕于心。

1978年4月，市委领导找他谈话，准备对他委以重任，他婉言谢绝。按照意愿，他被任命为重庆市政协副秘书长，主要负责文史研究工作，一直到1988年10月离休。10年间，在他的主导下，市政协文史研究承担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出了一批成果，特别是在重庆地方史研究方面硕果颇丰。由他主编的《重庆文史资料》（1~30辑）、《重庆地方史资料丛刊》（1~12集）、《第二次国共合作纪实丛书》、《邹容文集》、《重庆“三三一”惨案纪实》、《卢作孚追思录》等多部文集，获国家社会科学类优秀成果奖，四川省或重庆市社会科学类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

让周老最为得意的是他研究毛泽东词《沁园春·雪》40多年，且颇有建树和心得。研究始于他被羁押期间。为打发时间，他让夫人捎来《毛泽东诗词讲解》之类的小册子，读后发现对该词有注解为“书赠柳亚子先生后，第二天就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这与他所知道的史实不符。以后，他在重庆图书馆特别留意翻阅了1949年前在重庆出版发行的《新华日报》、《中央日报》、《大公报》、《新民报》等，研读了馆藏的有关毛主席诗词研究的专著，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他认为，有必要通过研究与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该词当年在重庆传诵、围绕该词国共斗争背后的真实故事，读懂词的真实涵义，确立对一代伟人及那个时代的正确认识。

以后，他利用工作之便，广为搜集、整理和研究相关资料。八十年代，他相继发表了《沁园春·词话》、《忆〈沁园春·雪〉的发表》、《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回忆〈沁园春〉咏雪词在重庆传诵时的一场斗争》、《〈沁园春〉咏雪词在重庆传诵期间若干史实材料补遗》、《索句渝州叶正黄一记毛泽东与柳亚子的战斗友谊》等文章，编辑《〈沁园春・雪〉考证》一书，列为“重庆地方史资料丛刊”之一。

进入九十年代，随着一批珍贵的、新的史实材料被发现披露，周老于该词研究又有了新的提高，纠正某些讹漏错传，形成了洋洋洒洒几万字的《毛词〈沁园春・雪〉》。出于对统一战线的深厚感情，他决定在《重庆统一战线》上发表。一段时间，我断续几天下午2点后，将手稿打印稿送到周老家，请他校订，并就修改处陈述我的编辑理由。每次意见达成一致，周老都会非常开心地笑出声来，那笑声笑容成为我对他的记忆定格。

《重庆统一战线》是双月刊，篇幅有限。是全文采用，还是摘要采用，编辑部与周老反复交换意见，决定采用连载方式。对该文题目大家有不同意见，有认为“毛词”提法褒贬不明，似有贬的涵义。对此，周老坚持己见，并举例说明，这恰恰是对该词大大的褒奖。或是我当面求教，或是电话讨论，最终，我们还是尊重了他的意见。该文从2001年第二期至2002年第一期，分四期连载刊发。每期样稿出来后，我都要送给周老校阅，刊物印出后每期送周老30本，后两期增加到50本。

2003年7月，重庆被中央统战部命名为统一战线传统教育基地。作为基地建设内容，要在红岩革命纪念馆开辟统战历史展室。我是文字组稿人之一。为把握史实表述的准确性、完整性和逻辑性，宣传处多次组织座谈讨论。周老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建议参加座谈老同志名单，亲自到统战部参加座谈，且知无不言、言皆有据。从联谊小区到统战部，距离不到千米，但他要慢慢走上20几分钟。他事无巨细，考虑老同志的饮食习惯，有一两次，亲自联系罗汉寺斋堂订餐，让我们非常感动。

周老向我讲述了很多往事。他红军时期参加革命，抗战胜利前后，组织关系在中共重庆地方组织，工作关系在中共南方局统战工作组。由于工作需要，他担任实力雄厚的均益公司总务主任，出入于上流社会，以至于部分同志认为他在发“国难财”；他与刘国定是高中同学。1948年4月，时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的刘国定叛变，供出重庆市中区区委书记李文祥等。他曾找到周老，表示自己实出无奈，但没有暴露亲戚、要好的同学朋友。周老稍加应付，找了一个借口越窗而走。李文祥叛变后，供出了周老，并带着特务到处抓人。一个寒夜，他正在小什字蓝家巷公司总部上班。突然来了几个人说要找周老买房子。由于门卫的机警与掩护，他得以逃脱；统战工作组成员黎又霖、陶敬之两位战友牺牲于“11·27”大屠杀。重庆解放后，他去识别烈士遗体。白公馆地下室阴冷潮湿。在并排凌乱地铺的一床褥子下，他找到一张巴掌大的土纸，上面写着：“革命何须问死生，将身许国倍光荣，今朝我辈成仁去，顷刻黄泉又结盟。”落款为黎又霖。他感怀烈士置生死于度外，进而一辈子把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他回忆，1945年8月10日晚，重庆市民就获悉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当晚自发组织了非常热烈的庆祝活动；重庆解放非常平静，老百姓经过多年战火，渴望和平，解放军进城秋毫无犯……颠覆了我过去的一些认识。

最后一次见到周老，是2012年4月，我撰写《重庆与九三学社发祥相关地名索引》，就地名和九三学社早期人物事迹请教于周老。周老表示，他在中共南方局统战工作组负责经济统战，对其他方面的统战接触不多，也不打听，这是纪律，但也了解一些情况。他回忆当时把少数几个国民参政员称为“贵族议员”，认为只会给国民党抬轿。他所知道的吴藻溪跟南方局走得很近，经常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在社会上有影响，但彼此并不认识。

凄凄风雨由来急，漫漫青山落晚夕。魏宇平、屈趁斯、戴危刁等一批博学谦逊老人先已乘鹤而去，周老走了，他们的事迹不朽、人格不朽。我有幸与他们接触，学会追求真实、宠辱不惊，尝试以平常心，真诚祝福善待每一个人，努力传递他们与人为善的人性光辉。（作者系九三学社中央社史研究中心研究员、社重庆市委宣传处处长，重庆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