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祥

褚辅成（1873—1948），字慧僧，浙江嘉兴人，我国近现代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九三学社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他一生秉持国家民族大义，特别是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时期，举老弱之力、作多方筹措，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诚如他《抗战八咏》诗所志：“每逢初度客心焦，还我河山志不挠”。

1931年9月，日寇蓄意发动“九·一八”事变，于次日占领沈阳。广大民众纷纷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要求对日宣战、收复失地。面对民众呼声，国民政府对内顽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外寄希望于国联。政府的行径实质上纵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日寇又相继占领长春、吉林等地。至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战火蔓延到华北。

先生曾留学日本，对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全中国”的企图可以说是洞若观火。1928年4月，日本田中内阁决定出兵山东，以先生为主席的浙江省各公团联合会致电国民政府，认为“不鉴于既往出兵青岛之非，复有二次出兵之举”，日寇侵占东北，正是其一贯侵略政策的延续。

事变爆发后，先生义愤填膺，以主席衔主持全浙公会董事常会，要求惩办张学良；建议浙江省政府训练义务民兵，早作谋划；致电国民政府要求中央出兵支援黑龙江省政府主席马占山的抗日活动；强调政府“谓能战而不战，政府之罪也”；召集各同业公会，“晓以切实利害，各自劝告同业，切勿再进日货。”他还出席上海市各界反日援侨委员会召集的各界代表大会，将该会更名为抗日救国委员会，通过“团结力量一致抗日、彻底对日经济绝交”等案，誓言“努力抗日救国之工作，决不贪生怕死”。委员会成立后，频繁开展查抄充公日货拔赈灾民、函电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声援抗日将士等活动。12月，他参与发起成立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抨击国民政府“标榜党治，掌握政权，自居于统治阶级，而无视大多数国民之国家主人地位”，同时招募义勇军，以应对不测。

日本政府忌恨抗日救国会之举动，1932年1月，迭令日领事交涉上海市政府解散该会。接到最后通牒，上海市长吴铁城紧急召集各界领袖会商，声言“民众徒受牺牲，无俾救国，最好抗日救国会自动解散，俾易应付。”当局立场让全场沉默，唯先生针锋相对，表示辽案一日不解决，抗日会即存在一日。他还悲愤地说：倘又因为不肯牺牲而屈服，此后日人不须再用枪炮，只须一纸公文，便可吞并我全国。

28日，吴铁城不顾反对，强行查封抗日救国会。晚11时，日寇悍然进攻上海驻军十九路军，挑起“一·二八事变”。怀恨先生已久的日寇侵占了由先生任校长的上海法学院，并焚烧校舍。先生忧心如焚，为救济难民，他组织上海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同时将义勇军改称“国民救国军”，以5000余人在闸北直接参加对日作战，广为发动，筹募物资慰劳前线将士。

 “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接受日寇提出的全部条件，颁令禁止国内一切抗日活动，要求任何组织不得冠以“抗日”二字。面对政府的无耻与退让，先生呼吁各爱国团体：名称可更改，其目标与旨趣决不移易。此后，先生积极奔走，倡导或参与发起了浙江各界救国会、上海市地方维持会、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东北义勇军后援会、中华民国各团体救国联合会、国民自救会、东北难民救济会、东北协会等组织，敦促国民政府抗日救国，致电致函慰问抗日将士；开展为义勇军募捐、救助难民等活动，并将所募银元50余万元及时汇出，支援东北、华北抗战；由于得不到政府支持，东北义勇军最终归于失败。由他主持，高规格接待了马占山等抗日英雄，回应“热衷于打内战，媚外取宠”，一味压制抗日活动的南京国民政府。

期间，朝鲜独立运动领袖金九在上海策划“虹口爆炸案”，炸死炸伤日酋白川义则及日驻华公使重光葵等，被日寇通缉。先生不顾凶险，掩护金九一行多人到嘉兴避难，使之成功脱险。

1935年，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上海当局秉承南京国民政府旨意，压迫各高校不得罢课游行。先生“精神上受了无限的痛苦”，认为政府作为“万难优容”。是年底，他当选为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委员，呼吁“用全国的兵力财力反抗敌人的侵略”。次年，桂系李宗仁等主张抗日救国、联合反蒋，“两广事变”爆发。为消弭国家分裂之隐患，先生专电蒋介石、冯玉祥，提出“要尤以不用兵为主旨”，以和平解决之办法，为蒋不屑，但经冯劝解并最终接受。“七君子事件”发生后，先生各方奔走，积极开展营救工作。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开始了全面抗战。先生被推为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监察委员，表示要以“铁血求生存，作抗敌之后援”。10月，他被推选为后援会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执行委员，积极推动经济抗战。11月，上海沦陷，嘉兴失守，日寇疯狂焚烧了“抗日分子”褚辅成老宅，致“白场”一遍。

面对家国不幸，先生强调“此耻不雪，此志不懈”，并坚定地表示：最后牺牲之日，至赴汤蹈火，其奚敢辞。

早在上海沦陷前，先生即与中共地下党潘念之取得联系，表示据他所闻，如果他不设法离开，会被日寇欺凌，让他充任上海市维持会长，提出组织一个“浙江旅沪青年回乡服务团”，动员广大爱国青年回浙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潘念之征询在上海从事经济情报工作的骆耕漠的意见。骆表示愿意协助先生筹备，认为有了回乡服务团组织，对浙江抗日形势的发展会有很大帮助。

按照先生的要求，骆耕漠起草了一个发起文稿，以先生为发起人，国民党籍人士潘公展（浙江湖州人，时任上海市社会局局长）为副发起人，发起成立了组织。同时，尽可能多地在全国各地动员浙江籍人士加入。有了中共的参与，服务团成为一个群众性的统战组织。

以先生的名望，以及中共地下党的组织鼓动，不仅仅是青年，其他如教育界、失业职工、店员、工商界等各类人士也踊跃参加进来。先生遂将名称改为“浙江旅沪同乡回乡服务团”，明确其他省份人士也可参加。在上海，服务团很快汇集了近70人。先生参与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开办了救亡人员训练班，对他们进行培训。日寇占领的上海孤岛，交通隔绝、盘查重重，服务团来不及、也不可能统一编队出发。大家各自秘密离沪，相约在浙江丽水集合。潘念之、骆耕漠还专门到武汉招募到100多人。浙江嘉兴、湖州等地青年学生，以及其他人员流亡到丽水，也自愿加入服务团。

1937年11月，先生从上海走水路经宁波、温州，抵缙云壶镇，寓老友赵舒处。在缙云期间，他利用各种机会训导乡人，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振奋民众抗战必胜信心。有嘉兴籍许明农等几位青年，经在汉口的沈钧儒动员，从武汉折返浙江参加救亡工作。他们专程来到壶镇，带来沈致先生的亲笔信，认为“国民政府迁渝，国共合作抗战，事实上已很明显，也是必然趋势”，为“顾全大局，共赴国难”，请他“速速携眷到重庆”。

几天后，一场大型的抗日救国宣传大会在赵氏宗祠戏台举行。先生在大会上慷慨陈词，强调抗战必胜。许明农等表演演唱了自编抗战戏剧、歌曲，将从汉口带回的八路军政治处编印的游击战术宣传册、抗战歌曲单等散发给民众。会后，先生资助50元，将资料翻印了300册，并亲笔题字，分发给本乡士绅。

1938年1月中旬，先生离开缙云赴丽水，并致信骆耕漠，告知服务团成员大部已陆续到达丽水。骆立即赶往丽水。经先生出面沟通，其老友遂昌火柴公司老板郑楚成爽快应承解决服务团的住房，甚至吃饭、来往招待问题。他腾出在丽水城外的两栋仓库交服务团使用。在先生的支持下，“浙江旅沪同乡回乡服务团（丽水）办事处”正式挂牌成立。

服务团成立后，通过创办《动员周刊》，组织宣传队、武工队等方式，广泛发动民众开展救亡运动。在利用好各种社会关系的同时，保持相对独立性，不因统战关系束缚自己的手脚，较好发挥了掩护党组织、培养输送干部参加抗战的积极作用。

1938年3月底，先生启程赴汉口。临行前，他嘱托郑楚成等人，要继续支持服务团工作；同时叮嘱骆耕漠，遇到困难可以借重他的名义与士绅商量。4月初，骆耕漠因公差到汉口，专门向先生汇报服务团工作，先生感到十分欣慰。有感于浙江处在东南抗战最前沿，日寇军事进攻和政治渗透、破坏不断，国民党地方派系斗争激烈之局面，他提醒骆耕漠：“对浙江的政治环境要好自对付”，拿出100元要骆带回，缓解《动员周刊》经费困难。

潘念之、骆耕漠等与先生合作共事，其中共身份是秘密的，但以先生阅历肯定知道这一点。但他对骆耕漠等人真诚主动地提供支持帮助，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和民族大义。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1938年6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正式成立。先生代表浙江公布为参政员，出席在汉口举行的一届一次会议，并任第三审查委员会审查委员。以后，连任四届参政员，并长期当选驻会委员会委员。

九江失陷后，先生随国民政府迁重庆。10月，国民参政会召开一届二次会议。针对汪精卫等人的和平论调，参政员、南洋华侨侨领陈嘉庚发来《在敌寇未退出国土以前，公务人员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当以汉奸国贼论》电报提案。由先生首倡，20多人迭次签押，于是成案，并以高票通过。会后，重庆政军界及媒体不敢言战的氛围迅即转捩。此后近10年间，先生所有提案及言论始终倡导巩固团结局面、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无稍有懈怠。

先生是首批中国同盟会会员、元老级的国民党党员。在抗战期间，虽然对国民党心存幻想，但他始终站在国家与民族立场，自觉地参加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思想和行动与共产党多有一致。

1941年初，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中共拒绝参加二届一次参政会会议，团结抗战局面岌岌可危。他与张澜、黄炎培、沈钧儒等急急奔走斡旋，并拟定关于“皖南事变”解决的意见书，恳请蒋介石采纳，几次与中共南方局领导周恩来、董必武面商机要，言辞切切。

1945年6月，由于国民党拒绝成立联合政府、一手包办国民参政会和国民大会，中共决定不参加第四届参政会。国共分裂危局让先生极度焦虑，他与黄炎培等人联名发表《时局献言》，吁请各党派合作，共同挽救危局。征得蒋介石同意，7月，先生与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6位参政员到延安面见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共商国是。返渝后，他们向国民政府正式提出停止召开国民大会，从速召开政治会议的建议。

先生一生以推动民主宪政之实现为已任，将民主宪政之实施与抗战胜利之实现结合起来，强调国难当头，应“立时解除党禁，进行制宪”，并积极参与两次全国性的民主宪政运动。

在一届四次会议上，中共与其他中间党派提出《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主而利抗战案》等涉及民主宪政问题7案。在会上，围绕民主宪政问题，先生参与民主进步力量与顽固势力“唇枪舌剑”。大会最终通过《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决议案》，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指定褚辅成等19人组成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勃勃兴起。但由于国民党的阻挠，作为宪政期成会的唯一成果，在一届五次会议上，由先生参与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及附带建议未作任何讨论，“并送政府”，再无下文。

为迎合民心、交待友邦，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即立即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实施宪政”决议。1943年11月，成立了国防最高委员会名义下的宪政实施协进会，指定先生为会员。民主宪政运动再次兴起。先生不辞辛劳，广为宣传鼓动。3年后，以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召开没有各党派意见一致前提下的国民大会，标志着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同样归于失败。

这两次民主宪政运动虽然归于失败，但也嵌入了先生的一贯思想与作为，成为中国民主宪政发展史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抗战时期，先生还先后参加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视察团，担任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驻万县办事处主任、经济动员策进会滇黔区办事处主任，四川省烟毒总检查督察团副团长(团长蒋介石)、代理团长职务等职，为巩固抗战大后方、积聚抗战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在蒋肇成等地方士绅的支持下，在万县开办了上海法学院万县分院，极大地推动了川地文化事业的发展、蓄积储备了法律人才。一大批学生后来成为新中国西南地区第一代法律工作者。

抗战后期，先生还积极参加民主进步运动，与许德珩、张西曼、吴藻溪、税西恒、潘菽、黄国璋等一批科教界人士和社会贤达座谈国事。1945年9月3日，由先生倡议，创建了九三座谈会。九三学社成立，先后被推为理事、常务理事。

1946年5月30日，先生离渝东归，复任上海法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