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义华 郭  祥

谢立惠是著名的物理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九三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发起人之一。解放后，曾先后任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理事、委员、常委、参议委员会副主任，社四川省委名誉副主委，中国科协常委、四川省科协名誉主席。

一

谢立惠于1907年4月出生于安徽省无为县，乳名宗宝，字柳民、伯坚。谢家原本是地方世家大族、书香门第。因其祖父英年早逝，家产被族人侵占蚕食，到他出生时，家境贫寒，主要靠祖母卢氏婆家照应。父辈兄弟4人，长兄、次兄早逝，老三叔骞、老四季翔（谢立惠之父），还有姊妹2人。由于长房无后，由谢氏宗族长者作主，将谢立惠承祧给大伯母，单立门户。

1913年，父亲在谢氏宗祠堂开设私塾，专门从祖母卢氏家族中聘请了一位很有学问的前清秀才卢先生为他开蒙，并承担全部费用。先生开讲，主要的内容是当时通行的蒙养教本“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还附带《教儿经》、《童蒙须知》之类，在于识字养德。

卢先生脾气很古怪，也没有什么教学方法，对讲授的内容也不讲是什么、为什么，只一味要求死记硬背，背不出来就没有轻重地用戒尺打手心。过了一年多，一半的学童再也不来了。与其他蒙童相比，谢立惠显然要聪明一些，但也挨了不少打。

2年后，谢季翔抽查谢立惠的学业，发现他没有学到多少知识。他当即辞退了卢先生，给谢立惠另外聘了何谦堂。他是谢立惠的表兄，谢季翔在以往的交往中，非常认可他的学识、人品和才华。

何谦堂对谢立惠和其他学童要求比较严格，坐卧、行走、叉手、作揖、着衣、视听等，都要求中规中矩，若有违犯，也是要打手心的，但不常用。尽管有一些内容也要背，但何先生都是反复讲解，让大家先明白道理。讲授内容主要参照1906年清政府学部颁布《改良私塾章程》，课程与正规小学教堂的设置靠近。讲授内容增加了历史、地理、算术、英语等内容。

除了私塾学习，何先生还安排每日的散步，领着大家春游、秋游，向蒙童介绍一些自然知识，在愉悦中学得知识。农忙时，他让蒙童回家干农活，帮助一些病老体弱的人耕种收割，体会农家小户稼耕之苦。

何先生讲授历史、地理，总是结合当时中国的时局，介绍自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日本帝国主义凭借雄厚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对中国从政治上控制、经济上掠夺、文化上渗透。每讲到此，何先生总是捶胸顿足，有时泪流满面。小小的谢立惠似懂非懂，但由此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充满了忧虑，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十分憎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思想已潜移默化于他的灵魂深处。

谢立惠后来回忆：何先生讲中国的苦难现状，也并非全部是讲给我们听的。因为好多东西，我们并不能十分地明白。现在才知道，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的人，当时是很少有人能理解他的感受的。何先生是要找人倾诉内心的愤忿，就只好对我们讲了。

这一期间，谢立惠还深受其三伯父谢叔骞的影响。谢叔骞年轻时负笈东瀛，曾受同盟会总部派遣，秘密潜回安徽省无为县，与卢伯荪、卢仲农（谢立惠的舅父）、倪昌遇等人成立了同盟会无为县地方组织。中华民国成立，他代表安徽省被选为参议院议员。1917年，他积极响应孙中山护法运动（亦称三次革命），遭到北洋皖系军阀的迫害。为了躲避追捕，他住进租界，在虹口吴淞路、武昌路一带活动，与孙中山保持联系。由于没有小孩，又不能回无为老家，就将谢立惠和其他亲戚的小孩接到自己身边，聊遣思乡思亲之情。谢立惠到上海去过3次，每次总要住上1、2个月。

在上海，谢立惠最高兴的就是陪伯父散步。一路上，三伯父会给他讲自然科学知识，讲做人的道理。有一次，他和表兄在上海逛街，误进属于日本租界的虹口公园，里面有一些娱乐设施，一些小孩玩得正开心，他们也过去跟着玩。这时，一个外国巡捕冲过来，揪着他们的耳朵，把他们拖出公园，狠狠地抽了他们几个耳光，指着一个牌子轻蔑地说：“好好看一看，‘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也是你们能来的地方”。

听了孩子们的哭诉，谢叔骞告诉他们，中国是弱国，日本是强国，弱肉强食，强国就要霸占弱国的土地，欺侮弱国的人民。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个耻辱。中国人要有一批爱国者，把中国人团结起来，赶走外国列强，铲除军阀。这一批人越多，中国越有希望。

谢叔骞还拿出《黑奴吁天录》（又名《汤姆叔叔的小屋》），让他们好好读一读，体会一下做奴隶的痛苦。谢立惠回忆：我看着这本奴隶的呼吁录，受到极大的震撼，亡国奴真惨啊！中国人绝不能当亡国奴！

卢仲农也会给谢立惠讲一些革命道理：列强敢欺负我们，要瓜分中国，就是因为我国科学技术异常落后，工业极不发达，没有先进的武器装备，导致国家衰弱。你们年轻人要刻苦读书，只有科技发展了，军事强大了，国家才不受列强的践踏，中华民族不当亡国奴。

谢叔骞和卢仲农的教诲，是谢立惠科学救国思想形成的最早启蒙。在以后中学、大学时代，他一心想成为一名爱国救国的科学家，并朝着这个方向作出不懈努力。他表示：我比较多的是赞成科学救国的口号……科学技术发展，工农业生产才能发达，才能造出好的枪炮、坦克、飞机，这些都是欧美、日本富强的经验。

1920年2月，安徽各新式学校开始春季招生。13岁的谢立惠以优异成绩考取芜湖南岸小学，直接插班，进入七年级毕业班学习。该校教学质量、社会名气在当地是首屈一指的。

在南岸小学，谢立惠既要适应新的学习环境、教学方式，还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强闻博记，在学习新课程的同时，把过去没有学过的知识通通学一遍，以适应教学进度。由于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很多东西，一点就通，且非常重仪表、有礼貌，任课老师也都非常喜欢他，对他的辅导也就格外用心。1921年初，谢立惠以优异成绩从南岸小学毕业。

其后，经过大半年努力，1921年秋，谢立惠以优异成绩被当时全国一流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理科班录取。附中对教学质量要求非常严格，实行“严进严出”的淘汰制，学习成绩太差的学生中途要被劝退，文科、理科班总额基本不变，所遗空缺另找优秀报考生插班补充。

在附中，谢立惠刻苦学习，各科成绩始终保持在前三名、优等之列，对音乐、体育却没有特别兴趣爱好，加之性格内向，被同学们称为“书呆子”。

为鼓励学生努力学习，附中还积极开展各科目的竞赛活动。1925年春，学校开展数学竞赛活动，竞赛对象是高中理科班全体同学。为了夺得好成绩，谢立惠准备了半个多月。竞赛成绩公布，谢立惠名列全校第一名，学校向他颁发很多书籍和其他奖品。

由于用脑过度，1925年夏，谢立惠经常感到大脑晕痛，不得不休学1年。

1927年秋，谢立惠考入第四中山大学理学院（1928年改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改南京大学）。

中央大学有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法学院等学院，学院下设系。理学院有数学、物理、化学等系，为便于学生毕业后知识面更广一些，容易找到工作，让学生选择主系、副系。谢立惠先是主系读数学系、辅系物理系，后来感觉到物理比数学应用更广泛一些，在二年级时，他就改为主系读物理系、辅系数学系。

能够考入这所大学，为当时每一个学子梦寐以求，却让谢立惠十分为难。那时上大学，费用包括学费、住宿费、伙食费、衣物等生活用品购置费、资料书籍费等，每年至少要银元100多块。谢立惠小学、中学学费是由父亲供给，到他考上大学，兄弟姊妹七人，两个妹妹立琦、立珩和弟弟立毅都在读高中，作为中学教员的父亲已不堪重负。

1928年初，安徽省教育厅为鼓励本省籍学子到外省著名大学读书，在当时国内名牌大学（全国不到10个）设立了安徽学生奖学金。奖学金每学期100银元。在中央大学，奖学金名额设立20名。安徽省籍学生中，只要每学期总平均成绩优等，就可申请。

谢立惠无疑是幸运的。从第二学期起，他以优等成绩，每学期都能获得100银元奖学金，生活一般不成问题。1928年至1929年上半年，他还找托关系，在中央大学图书馆谋了一份差事，在阅览室做工读服务生，每天下午4点半到6点到接替正式职员，整理图书，打扫清洁，每月工资8元左右。

1929年、1930年，立珩、立毅先后高中毕业，考入中央大学。为了替父母分忧，谢立惠于1929年秋到1930年夏，在中大附近的五卅中学兼职任数学教师，每小时薪金8角，每周4至6小时，每月工资20多元，能够给予弟弟妹妹一定支助。

在此期间，他还加入1928年7月成立的中华自然科学社。当时，西方国家有一些在科学界有影响、有声望的人，为推动学术交流，组成一些科学团体。科学社发起人的初衷，就是参照这些团体，把它搞成中国最有权威的、甚至是“超政治”的科学团体，成为中国科学界最具影响力的一个组织。

此前，他曾加入过“极光社”。该社活动虽然多，但大多是讨论如何出壁报，如何写一些粉饰太平、宣扬空泛民主的“政论性”文章。他大失所望，就退出了“极光社”。谢立惠对科学社进行了深入了解，认为这个组织的同学大多有理想、有抱负，大家在一起相互学习，在学业上、思想上能够共同提高，于是欣然加入，并很快成为骨干，任第二届社长（1929年下半年至1931年）及多届理事。1937年10月，“中社”随国立中央大学迁到重庆沙坪坝，与重庆大学比邻，总社设在中央大学。谢立惠任组织部主任，在重组和发展壮大“中社”组织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28年5月3日，日寇侵占济南，屠杀国民政府外交部山东交涉员蔡公时等中国军民1万多人，造成了“5.3济南惨案”。惨案发生后，国民政府满足日本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压制国内反日运动，并下令保护中国境内的日本人。

得此消息，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及一些中学学生义愤填膺，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和政府的无耻，纷纷要求罢课抗议。大批学生向国民政府请愿，举行游行示威，号召民众起来反抗。

谢立惠与同学汪楚宝（字季琦）、顾衡等都参加了这次运动。顾衡与谢立惠是中学、大学同班同学，到大学时又同在中央大学理学院学物理、数学，先以数学为主系，后同时改为以物理为主系。汪楚宝是与他保持亲密联系的同学之一。他们10人一组，分组到公路上宣传。他与汪楚宝一组，由于他口才好，往往由他在群众中演讲，其他同学散发传单。

这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大约持续一个月，最终还是被国民政府军警的刺刀、子弹和监狱镇压下去了。但血淋淋的事实，让谢立惠和不少怀着“科学救国”愿望的同学对自己的理想信念产生了怀疑。

顾衡、汪楚宝比较认可谢立惠在反日爱国学生运动中的表现，1928年下半年，由他们介绍，谢立惠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外围组织——“大地社”。大家在一起学习时事，阅读进步书刊，讨论“学习自然科学的人该不该搞政治”、“哪里是我们共同前进的道路”等当时年轻人所普遍关心的话题，共同提高思想认识。

在顾衡、汪楚宝及其他同志的帮助下，谢立惠逐步认识到，以中国的时局，科学能够推动社会的发展，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贫困落后问题。

1931年7月，谢立惠从国立中央大学毕业。被推荐到中大实验中学任数理教员，并与芜湖女中师范部毕业后，时任小学教师的朱传芳(安徽含山县人)结为夫妻。

二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央日报》罔顾事实，造谣惑众，认为是东北军力量太弱，不足以抵抗日军进攻。“大地社”成员此时已获知事变部分真相，为抗议《中央日报》的无耻，他们与中央大学附中学生直奔《中央日报》馆，砸烂报馆的玻璃和报架，高呼“不准造谣！还我国土！”等口号。

面对群情激愤，政府训令，中小学生不得参加游行示威，否则追究校长责任。事变发生后的第3天，在政府的高压下，南京中小学照常上课。在实验中学，谢立惠向学生们悲愤地讲述：日本帝国主义者要灭亡我们的祖国，而政府却不抵抗，把东北千里大好河山拱手送给了日寇。我国正在危急存亡之秋，我们不要做亡国奴，要觉醒……

很多学生们听了后，伤心痛哭。这件事震动了全校，也让学校当权者惊慌失措。他们对谢立惠的言行非常不满。1932年1月，谢立惠被借故解聘。

在顾衡、汪楚宝等大地社同志的帮助下，经过抗日救亡爱国学生运动的洗礼，谢立惠的思想有了很大转变。此后，通过汪楚宝，他阅读《共产党宣言》等书籍，认清国民政府反人民、反革命本质，并最终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

1932年1月，通过同学关系，谢立惠接到了安徽省立第六女子中学的聘书，任该校数理化教员。1932年2月初，顾衡与他取得联系，在女中建立了中共皖中地下党秘密交通联络点，由他担任联络员，中转上下级秘密文件、保存党的宣传品，在学生中秘密传播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思想，揭露国民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歪曲、造谣、污蔑。

联系点建立后不久，由一位姓张的同志与他保持单线联系。第一次见面，谢立惠向张同志提出入党申请。张同志解释：党组织考验一个人需要时间、有一个过程。你的任务就是做好工作。他还分两次拿了几本进步书刊，让谢立惠好好读一下。这些书籍极大地帮助谢立惠提高了对共产主义、对共产党的认识。

以后，中共合肥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凌生、还有姓黄的同志与他联系。1932年秋季的一天，凌同志来到学校，正式通知谢立惠，上级党组织已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顾衡。

加入中共的谢立惠更加主动地为党开展工作。他自发采购零配件，秘密组装了一台收音机，并由此掌握了大量的信息，为党起草宣传稿提供素材。1933年，他还组织少数进步学生，以学校的名义秘密采购了大量的文具、纸张、蜡纸、油墨及其他宣传用品，转交给党组织。为了进一步增强文件的保密性，他运用自己掌握的化学知识，积极摸索一些新的保密方法。尽管生活拮据，但每次见到党的同志，他都要拿一部分钱作为党费。

按顾衡同志的要求，为隐蔽好身份，谢立惠在教学方面兢兢业业。他同时教五、六个班的不同课程，接触很多同学，待她们和蔼可亲。同学们也逐渐从心理上认可他，愿意找他倾诉烦恼。在不长时间里，他在教职工、学生中建立了扎实的群众基础。

只要有机会，谢立惠就会向同学们介绍“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的中国政治形势，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正一步步地灭亡中国，妄想让中国人民做亡国奴。什么是亡国奴？他回忆小时与表兄在上海虹口公园的遭遇，引发大家的共鸣；他以自己在南京的亲身经历，揭露国民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步步退让，对内却残酷镇压革命、不许人民抗日的反动政策和无耻事实，引导大家关心时局，强调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要有强烈正义感和爱国心；与同学们交流妇女解放的问题，提出男女要平等，妇女要自由、自主，要勇于反抗家庭的压迫等等。

在谢立惠的引导下，李静一、蔡柏、叶素兰、鲍有荪等同学于1932年9月成立了“朝曦读书会”。起初，读书会仅是一般的群众性组织，不久开始讨论“中国社会将往何处去”一类的严肃的政治问题。谢立惠不失时机地与读书会的积极分子进行个别谈话，就一些不便公开讨论的内容与她们交流看法，逐步引导她们提高认识、认清形势，不要对蒋介石反动政权抱有任何幻想，要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使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使妇女实现真正解放。共产党力量现在太弱，但有正确的主义，代表民众的利益，会慢慢得到人民的广泛拥护，逐渐强大起来的。

读书会活动得到凌同志的肯定。他强调，参与读书会活动一定要谨慎，既要帮助学生掌握政治上的主动权，又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要积极参与读书会组织工作，争取将来把它办成党的外围组织。他还强调，组织发展工作一定要慎之再慎，人不求多，但求忠诚可靠，加入读书会的人都要认真观察，只有思想成熟进步的才能吸收进来。按照党的要求，读书会成员先后有李静一、蔡柏、鲍有荪、兰健等10余人。经过教育引导，李静一、鲍有荪等流露出加入中共的迫切愿望。

1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