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不信”绝对不是老百姓的“过”

徐宗俦

个人的诚信、群体的诚信、企业的诚信、行业的诚信、政府的诚信乃至法律的诚信……一言以蔽之，整个社会的诚信，仿佛越来越被一塌刮子地打了“大折扣”。以至让有心人一半调侃一半埋怨：老百姓成了“老不信”！依我看，是在搅浑水。

笔者对“一切不信（怀疑）”抑或“不信（怀疑）一切”，大不以为然！若反问：倘若这“一切”包括了咱们张三李四赵五王二麻子……本人难道也毫无诚信可言？笑话！“一竹竿扫一船人”，等于自我否决，谁认账？所以，“老百姓≠‘老不信’”！

窃以为，诚信不诚信，往往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是人家感受的而不是自我感觉的。

几十年如一日生活在城乡基层的笔者，时不时会听到群众有这样的说法：“党的政策好，就是下面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起码说明两点：第一，人们还是笃信有好“经”的存在；可恨与可怕的只是“歪嘴和尚”们的倒行逆施。第二，这种意识的背后是朴素的辩证关系，它不仅是尽可能重新找回社会诚信力的基本面；更像与各门科学领域一样，都存在“阈值”问题——公信力（x）与老百姓的信任度（y）就具有y=f(x)的函数关系。不信？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界都可以研究研究。

现在，但凡是权贵出事、富人“吐渣”乃至政府出丑，往往会引发百姓围观拍砖与嘘声叫好，坊间一些人煞有介事地斥之为是“仇官”“仇富”所致。依笔者看，这个“仇”说，完全是个把“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弄得本末倒置了的“伪命题”，原本就绝对不是“官人”“富人”相对应的另一面所造成：“仇官”，纯属不良“官人”的“仗势欺人”与“官逼民反”；“仇富”，纯属不良“富人”的“富即嫌贫”与“富而骄横”。这就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官人”与“富人”之诚信，历来具有社会诚信力的指标性意义；而诚信力的得与失，又恰恰源于公信力的优与劣；而公信力于人于事于家于国，不论大小、远近、急缓、快慢……只有当公平、公正、公开、公道主宰一切，才是检验与衡量公信力有无与强弱的唯一标准。

中华传统，以“信”为本。孔子把“信”列为言、行、忠、信之“四大科目”和恭、宽、信、敏、惠之“五大规范”之一。他说：“信则人任焉”“民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用现在话讲，如果一个国家对老百姓不讲诚信，就必然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只有对老百姓讲诚信，才能够树立起自己的“威信”。

所以，对诚信力、公信力真正具有“杀伤力”的，不在老百姓，而在他们的对应面。笔者推敲来推敲去，诚信是怎么一点一点被吞噬的？至少有两个方面不可不查。

一是对渗透了公权力的所有界面上的公信力“被折扣”。譬如，过去难以计数的例证姑且不谈，单是近日媒体所披露，月薪不过万余的深圳海关前缉私局李副局长，从2008年6月到2009年7月短短一年时间内，花费近150万元款项包养情妇高某。当地法院以“敲诈勒索”官员33万元之“罪名”，判情妇高某5年有期徒刑；而李副局长却以55岁提前退休遁入“豁免”空间乐陶陶逍遥无事。两厢比较，自然让人浮想连翩——这等厚薄不均，对防腐反腐、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号公信力才有巨大“杀伤力”！

二是手握公权力抑或财富的“官人”“富人”的社会观瞻“被自污”。毋庸讳言，他们中有那么一部分人，“官”至高层或“富”甲一方，阴阳两面作派表演得淋漓尽致与炉火纯青：公开道貌岸然，私下肮脏龌龊；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会上慷慨陈词，会下离经叛道；包装名牌显赫，囊中假冒伪劣；吹捧不离口，背后下毒手；台上握手，台下踢脚；当面奉承，转身猛踹……在他们那里，那有什么公信、诚信可言？在谋求个人、家族和小集团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对社会诚信的“杀伤力”也被最大化！

人们期待，从诚信、公信的滑坡与塌陷原因找起，才能从滑坡与塌陷的根基处填平夯实，乃治本之要。至于怎么“填”怎么“夯”，我们不是已经有很多“法”与“规”了么，核心在求实、务实、落实的“实”上，没有讨巧的秘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