钮文新  《中国经济周刊》特约撰稿人

一条所谓的“经济逻辑线”，极具霸权主义特征的“强盗逻辑线”，就像一条无形的绳索试图捆绑着中国经济。

从目前甚嚣尘上的“中国经济责任论”，到与之一脉相承的“顺差国责任”、“债权国责任”、“储蓄国责任”以及“能源消费大国责任”、“碳排放大国责任”等等一系列强加给中国的“义务”，都是这条逻辑线上的“点”，穿起这些“点”的目的，无非是让中国成为此次金融危机的“最终买单人”。

更恶劣的是，为了使“中国经济责任论”获得更为广泛的认同，他们不惜以“中国经济威胁论”离间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使“霸权”的逻辑更具杀伤力，让中国付出更大的经济代价。

逻辑线很长，我们需要一步步地理清过程，看透“霸权”如何一步步地诱导世界并最终达成倚强凌弱的目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用充分的事实告诉世界，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元凶是美国，是美国过去30年一直奉行、并强加于世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观、价值观，及其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产业分工的相关政策。

可以肯定地讲，过去30年，美国人不仅用“绿纸”换走了所有“顺差国”（包括中国、日本、德国、中东、东亚、东南亚等）的资源、环境、劳动等一切他们需要的财物，而且其“绿纸”的强势地位和无度发行，还造成了全球经济失衡，引爆了害人害己的全球金融危机。

但现在，拥有霸权思维惯性的一些美国人，反而把“失衡”的罪责强加给“绿纸”的被动持有者。他们的“霸权逻辑”是——你们必须把所持有的“绿纸”还给美国，全球经济就恢复平衡了。

其实，这些美国官员和学者，根本没有兴趣去追究全球经济失衡的真正原因，也没有兴趣去区分什么人该负怎样的责任，而只是凭借其娴熟的危机公关谋略和惯有的霸权逻辑，将罪责强加于中国，最终让包括中国在内的受害者为其制造的全球经济失衡买单，为美国的经济败局买单。

从“引导舆论”到“出牌要价”

先把镜头拉回到一年多前。

2009年4月初，G20首脑首次汇聚伦敦，共同商讨救助世界经济的共同行动纲领。就在这次峰会之前，刚刚上台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向世界作出了一个试探性的动作，他在登上“空军一号”前往伦敦之际，出乎预料地抛出了一个试探性的说法：金融危机的源头在于全球经济失衡。

此言一出，世界的预感是“美国可能会用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去应对危机。于是，各国舆论群起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并同时强调和论证金融危机的根源是华尔街的“金融监管无力、金融大鳄贪婪无度”，言论矛头直指奥巴马的“失衡论”。表面上看，奥巴马的声音受到了压制，其本人也以较低的姿态高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奥巴马的“失衡论”真的就此偃旗息鼓了吗？没有。

2009年9月，当G20首脑准备再次聚首匹兹堡的时候，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以及一些亲美的西方政要和经济学家开始发难。他们的矛头直接指向“一些发展中国家”，他们“只言结论、不说论据”地抛出新说法：高储蓄率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而全球经济失衡又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关键所在。就此给金融危机贴上了“经济失衡是原罪”的标签。明眼人都明白，显然这一论调的主要针对对象就是中国。

此番论调亮相之后，白宫堂而皇之地为G20匹兹堡峰会拎来了一份提案——建立世界经济新框架。按奥巴马本人的说法，这个“框架”的核心就是：确保全球经济重新恢复平衡。

巧合的是，似乎是为了迎合“奥巴马提案”，抑或是帮助美国向世界解释“奥巴马提案”的目标指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施特劳斯•卡恩和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开始在各种场合不厌其烦地强调“平衡”是何等地重要。与此同时，“白宫”新旧两代高级官员“走马灯”似地穿梭于世界各地，解释美国“再平衡政策”的针对性和必要性。

自此，世界的舆论也开始转风使舵，《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金融时报》等等英美各大媒体一时间组织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评论报道，“一边倒”地扑向了对“失衡”或“再平衡”问题的讨论，其核心是“贸易失衡”。

无独有偶，当一些国家明白了美国人“再平衡”主要不是针对自己，而是针对中国的政策意图之后，也加入了这场“闹剧”，并冀望于借助美国的力量为自己分羹一杯。

明争暗夺开始了，中国成为巧取豪夺的对象。

这场经济战争的逻辑是这样的：首先把“中国经济不会在金融危机中受到太大冲击”的说法，改写为“金融危机下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然后分析说，为什么中国经济可以一枝独秀？因为“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中占了便宜”；为什么中国经济能在金融危机中占到便宜？因为“中国多年执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政策，有意压低人民币汇率，造成了全球经济失衡”；而“全球经济的长期失衡，导致美国贸易逆差越积越多，长期吃亏，所以才导致金融危机”。

于是，最终的结论是：既然中国是全球经济失衡的制造者，既然全球经济失衡是这场金融危机发生的主因，那中国就必须拿出实际行动，承担“全球经济失衡的负责”，为“再平衡”支付代价。

接下来的环节便是，什么才是中国必须拿出的实际行动？第一，重估人民币，并使之大幅升值；第二，多进口、少出口；最重要的是：到我们的国家来多买东西。这便是美国人最后亮出的“底牌”。

“绑架”人民币汇率 遏制中国经济

 “谎话重复千次就是真理”，美国人不仅深得此道，而且也是屡试不爽的拿手好戏，因为他们掌握着全球舆论话语权，甚至是“舆论霸权”。

为什么说是“绑架”？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今年的6月19日，即中国“重启汇制改革”前前后后的过程。

全球金融危机过程中，为了避免发生各国间货币竞争性贬值，避免美元过度丧失信用，避免因人民币资产吸引力过大而导致美国金融市场过度缺血，中国政府选择了敢于负责的态度，有意收窄了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波动，并借以推动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重新活跃。

但是，中国的义举并未满足美国人的胃口。当“欧洲主权债务”这张“牌”成功地打压了欧元、重塑了世界对美元的信心之后，中国成为下一个目标——这个曾经不惜血本救助过美国的恩人。

这次还是奥巴马总统首先出面。今年年初，他告诉美国人，并明示国会，在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上，他将“长年累月，不停地劝说中国政府”。也正是从那时开始，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浪日益加大，国会、学界、政府、工会分别开始演唱不同的声部，并有意无意中煽动了国际上意欲分羹者的随声附和，一时间构成了人民币升值大合唱。

为何选择这个时机施压人民币升值？

首先，国际经济形势开始缓和，尤其是欧元被成功压制之后，美国不再担心美元被抛售了；其次，美国深知人民币盯住美元只是临时性政策，恢复弹性是早晚的事。所以，必须赶在人民币汇率恢复弹性之前向中国施压，虚晃一枪。

按照心理学的分析，这样做的结果是：即便恢复人民币汇率弹性完全是中国政府在执行既定的汇率政策，也一定会给世人留下中国屈服于美国压力的印象。这不仅可以向世界再度炫耀美国的实力，而且在客观上给世人以“中国认同失衡论”的错觉。

不得不佩服美国人的高明，不得不感叹他们的危机公关之道。他们太知道如何利用媒体、利用舆论，把别国的经济行为导入自己的利益轨道。

难怪，如今IMF也不再遮遮掩掩，直接站到了前台，无视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在GDP中的占比不断下降，且在今年年底有望降至合理水平——4%的事实，也无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坚持在与中国2010年度“第四条款”磋商（ArticleIV，是IMF与成员国进行的年度双边磋商，IMF的工作团队前往成员国收集相关经济和金融信息，并与该国官员探讨经济发展和政策的相关问题）报告中，再次用了大量篇幅对汇率问题进行阐述，认为：人民币币值仍然“显著”低估，并称升值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影响只是“阵痛”。

IMF好像十分喜欢看到发展中国家经历“阵痛”。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IMF强迫受灾国政府实施极其痛苦的紧缩政策，理由是：这仅仅是“阵痛”，这样的“阵痛”有利于这些国家经济的长远发展。但12年过去了，人们看到的事实是，这些受灾国在“阵痛”中丢掉了大量发展机会，甚至至今仍在“阵痛”中困顿。

做个假设，如果中国这次也接受“阵痛”的建议会怎样？

中国正在经历重大变革，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调整都将在客观上增加中国的经济风险，而人民币大幅升值带给中国的“阵痛”，是否会使中国经济“灭顶于青黄不接”？

IMF恐怕永远不会对中国提示这样的风险。全世界都知道这个公开的秘密：IMF只是一位前台表演的“木偶”，后台的提线者是美国。前不久，IMF已经帮助美国人借用“欧洲债务危机”成功地遏制了欧洲的经济潜力，现在可以再用汇率问题“遏制中国经济”（注：加息和升值都属于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以保持美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比较优势”。

有关“贸易平衡”的霸权主义逻辑

美国也好，IMF也罢，他们不可能不知道，一个国家经常项目的收支状况对汇率定价作用早已经过时了，那种“通过货币的升值或贬值实现贸易平衡”的理论推演，也早已被历史事实多次否定。比如日本、德国，上世纪80年代至今，其货币大幅升值了一倍有余，但贸易顺差不仅刚性存在，而且有增无减。

既然如此，美国和IMF为什么依然使用这一过时的理论攻击中国？显然，理论正确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用——它可以把中国的经济行为导入美国的利益轨道。

为什么日本、德国的货币升值并没有缩减他们的贸易顺差？为什么中国现在也呈现出同样的特点？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贸易模式。

中国对外贸易的67%是“加工贸易”——来料加工之后再出口。这种“两头在外”的贸易方式中，中国仅仅扮演了一个加工厂的角色，并注定了“进口货值小于出口货值”，从而形成“加工厂国家”的贸易顺差。但这个顺差仅仅是中国的加工费，是中国付出了巨大的资源、环境和劳动而换来一点可怜的收入。

与之相反，这一贸易模式的“加工商品的主权国”当然是贸易逆差，但这个逆差仅仅停留在国家层面，而宏观上则赚到了“低通胀率”，微观上那些“加工商品真正的主人”——跨国公司，更是大幅降低了加工成本，赚得盆盈钵满的真金白银。

做个极端性假设，倘若中国是百分百的加工贸易，那么，货币升值是否会使这样的贸易达到“进口货值等于出口货值”的所谓“平衡”？只有一个办法：中国免费向外国人提供一切资源，而且工人不吃不喝，一分钱工资不挣。

还有一个假设，可以让加工贸易达成“平衡”：请奥巴马总统劝说美国企业，统统离开中国、回归美国本土去生产袜子、鞋子、帽子，去组装电脑硬盘，去加工毛绒玩具，那样不仅可以实现中美贸易“平衡”，还可以让美国的就业问题获得解决。

显然，上述两个假设都是荒唐的。不过，既然加工贸易顺差只是虚假的顺差，中国政府就完全有理由要求国际社会，改变贸易统计方式，从贸易的统计中剔除加工贸易所形成的顺差，只计算“一般贸易是否平衡”。

一般贸易，是指完全由各国自主生产并出口的商品。一个被忽略的事实是，许多年来，中国的“一般贸易”顺差基本处于进口额等于出口额的平衡状态，今年上半年则已经出现了370亿美元的逆差。这说明，中国的贸易是吃亏的，其过去30年间建立起来的贸易优势正在丧失。

而导致这一恶果的直接原因就是“贸易盈余意味着货币低估”这一错误的霸权主义逻辑的盛行和滥用。

真实目的是搞垮中国实体经济

面对如此明显的事实、如此浅显的道理，美国和IMF为什么仍不遗余力地用这套过时的理论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

从国家竞争的战术上猜测，美国是想逼迫中国多买美国货。但这个猜测很难成立，因为美国不卖，尽管他们向中国承诺扩大市场开放，但至今拿不出有效的清单。

再从国家竞争的战略上来分析。地球人都知道，目前中国已经或正在成为美国最大的潜在竞争对手，如何遏制竞争对手，如何确保自己的世界经济霸主地位，事关美国的战略未来。如何才能打败中国这个危险的对手？

中国是以实体经济为本的国家，中国需要加工贸易，中国的就业压力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大；而中国不可能发生美国等国那样的金融危机，因为中国的金融体系固若金汤，中国银行业拥有国家信用背景。因此，要想阻止中国壮大或击败中国经济，只有从击毁中国实体经济入手。

一旦中国的实体经济垮塌了，中国的银行体系就会出现巨额坏账，中国才可能发生金融危机；实体经济垮塌了，中国的失业人群就会大幅增加，社会稳定才会受到巨大威胁。一句话，只有搞乱中国的实体经济，中国经济、中国社会才有可能面临万劫不复的深渊；美国才有可能继续拥有世界之巅的地位。

至此人们终于明白了，逼人民币升值、能源消费“被第一”、强制中国减排、容忍金融大鳄恶炒资源价格……看似无关的这一连串的招数，目的只有一个：搞垮中国实体经济。

也许善良的人们会质疑：美国人真的会为了自身国家利益而出此恶招吗？会不会是外界错怪美国人了？

其实，回头看看美国近70年的历史，历次危机过后都曾找来“替罪羊”，前40年是欧洲，后30年是日本和亚洲，现在轮到中国了。

所以，他们发明了“中国经济责任论”。不光是为了推卸“责任”，这个“责任”还是吃掉这只羊的理由。

全球经济失衡根源在美国 中国不应为金融危机买单

当今世界，各国货币地位平等存在吗？当然不平等，美元独大；各国经济独立吗？当然不独立，这是一个全球“一体化”产业分工的世界。如果说全球经济已经失衡，根源就在全球经济霸主美国。

首先，美元的特殊国际地位导致了全球贸易失衡。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美国通过各种政治、军事和经济手段，使美元变成了石油等国计民生、工业生产必需品的唯一计价和结算货币。此举造成的后果是，世界各国都需要储备美元以应付石油等必需品的购买。到哪去获得美元？只能通过对美贸易顺差获得。所以，美国人真“美”了：可以什么都不生产，只要开动印刷机“印钱”，就可以买回需要的一切，就可以占有贸易顺差国的财富。“只买不卖”或“买多卖少”当然是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源所在，而这个逆差，恰恰是美国“铸币税”收入的源泉。

其次，美国的产业转移国策导致了全球经济失衡。既然印钱可以买到一切，那又何必自己辛辛苦苦地生产？于是，上世纪70、8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期间，美国在石油等生产资料价格大幅上涨的前提下，拼命拉高市场利率至20%，表面上说，这是为了抑制通胀，而实际结果却是把发达国家的工业生产赶出了本土，因为实体经济根本无法应对如此之高的原料成本和财务成本。当然，这其中还有另一个强大的助推器——“里根•撒切尔主义”主张——全球经济一体化、经济和金融的自由化。

所以，全球经济的不平衡的根源是美国，是美国过去30年一直奉行、并强加于世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观、价值观，及其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产业分工的相关政策。

现在，很多人都在侃侃而谈全球经济的复苏，但复苏的希望依然渺茫，就连一直以乐观态度面对美国经济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不得不低下高昂的头。8月2日，伯南克在对一些州议员发表演讲时承认：“我们距离经济的全速复苏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许多美国人仍在苦苦应对失业、房屋止赎和储蓄下降的问题。”

目前，虽说美国的名义失业率已经出现轻微下降，但美国媒体报道说，大量实业人群已经放弃了寻找工作的努力，这部分人并没有被统计到美国的失业率中。另外，美国的储蓄率已经从危机前的0以下，增长到了6%。众所周知，消费在美国GDP中的占比高达70%，如果美国人没有了消费能力，那美国经济的增长靠什么拉动？

不过，我们的确看到美国GDP从去年第三季度开始增长，而且到今年一季度的平均增速达到了3.5%。但数据的真相是，在美国这三个季度的3.5%的平均经济增长速率中，美国商业企业回补库存的贡献达到2.04个百分点，而剔除这部分贡献，美国实际最终需求的平均恢复速度仅为1.29%。

美国的困境远不止这些，美国经济的潜在风险依然巨大。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最重要的经济引擎——金融系统已经开始大幅收缩，尤其在金融监管改革被强制性推行之后，金融业的“杠杆水平”进一步滑落，美国的信贷市场收缩突出，贷款违约率及银行资产隐性风险攀升。正如伯南克所描述的：尽管贷款亏损率似乎已经达到峰值，但许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还都“满是窟窿”，这不仅将导致银行收紧银根，同时也将成为经济复苏的一个重大障碍。

更大的问题是美国经济体内还埋藏着“定时炸弹”——“次贷泡沫”破灭后给美国金融体系内部带来的大量不良资产。截至目前，这些不良资产基本上没有得到处理，有的是用修改会计规则和冻结债务清偿的方式，暂时将其掩盖起来；有的已经移至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当中。因此，如何修复金融机构和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清除或化解这些不良资产也将是美国经济未来面临的大难题。

美国经济新的增长动力在哪？至少目前还没有找到，而美国经济下跌的动力比比皆是。美国要保住由其担当世界霸主的所谓全球经济平衡，采用设下圈套逼迫中国为其金融危机买单的方式来“打劫中国”，当然是最佳捷径。

了解了美国的经济困境，再看看美国提出的全球经济失衡理论，就不难理解，貌似合乎逻辑、合乎“理论”的各式“中国经济责任论”，都是发达国家进行国家竞争的手段，是披着学术和理论外衣的国家经济战争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