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三学社发展历程管窥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探索与奋斗

九三学社沙坪坝区委  夏  惠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由贫穷落后到追求富民强国，由高呼“吾皇万岁，万万岁”到锐意社会改良，进而兴起革命的历史，从思想文化层面上说，也是一部由封建愚昧到民主科学，一步一步艰难的走出蒙昧主义的历史。这一历史过程也集中展现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救国救民的探索与奋斗，艰难与曲折。

半个多世纪前，一个以民主、科学为宗旨，发扬“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精神，为实现人民民主与发展人民科学而奋斗的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应运而生，这个组织是九三学社的前身，其主要成员是文教、科技界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同时也是“五四运动”中的领袖人物和积极分子。通过九三学社成立及其发展历程，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以及始终把个人的事业与祖国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抱负和品质。

一、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救国救民

近代中国，由于列强的入侵和统治集团内部的腐朽无能，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日趋严重，整个中国处于风雨飘摇中，许多知识分子怀着强烈的忧国忧民情绪，积极投身政治活动，成为变革时代一支最为活跃的力量。然而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探索为“国富民强”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几经挫折，如洋务运动的失败，维新变法的流产，以及辛亥革命仅仅革掉了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鲁迅语）的现状，使许多人由兴奋到失望、彷徨，进而为新的追求而呐喊，于是产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首先“新”在知识分子的思想与精神状态有了新的变化。认识到不清算旧的传统文化中的弊端，不打开束缚人们几千年的精神枷锁，解放思想，促进全社会民众的觉醒，任何器物的改良和政治的改革，都是无法实现的。有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五四运动前就向社会呼吁：“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不可”。新文化运动的“新”，还表现为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高举起“科学”与“民主”这两面大旗。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提出：“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919年1月，陈独秀又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进一步表示：“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德先生即民主，赛先生即科学），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治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科学”与“民主”，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口号，成为五四精神的最重要的内容。

九三学社的前身——“民主科学座谈会”从发起伊始，就带着较为浓重的“五四运动”的影子和色彩，它的名称中有“民主”、“科学”二词，这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揭举的两面旗帜；它的主要成员是“五四运动”中的领袖人物和积极分子。 “民主科学座谈会”的主要发起人许德珩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他受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委托，起草了《五四宣言》，参加了示威游行，他是“五四”当天被北洋政府逮捕的32名学生之一。在许德珩回忆录《为了民主与科学》一书中，讲述了五四前夕北大同学对于救国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同学们往往成群地聚集在寝室里辩论，结果大致得出“救国第一”的结论，认为救国高于一切，从最守旧的人，直到最激进的分子都应一致奋起救国。救国之心的迫切，在许德珩负责起草的《五四宣言》里也得到淋漓尽致的抒发：“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二十世纪之贼种，无可语于人类者矣。”许德珩在回忆录中谈到，五四以后有同学建议成立学生政府时，他“个人认为我们的目的（注：指开展爱国运动的目的）不是为了做官，而是要以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正人心、敦风俗、改造社会，如果成立学生政府，就违背了我们救国救民的本意了。”

救国第一，为救国当“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救国救民乃是一切主张与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这便是九三学社的前辈们以及五四前后中国知识分子们最纯粹的理想，最执着的追求，也是他们愿意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力量，他们始终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责任感，探索着如何以“知识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从早期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到范旭东、侯德榜、梁希（注：梁希为九三学社的发起者和筹备者）、李四光、丁文江、翁文灏，乃至后来的钱学森为代表的建国初期的一大批“海归派”学子（这其中不乏九三学社的专家学者，如邓稼先、王淦昌等），莫不如此。九三学社袁翰青教授曾在给北大学生的演讲中指出，中国知识青年只有一条路，就是：“要永远贡献你的一生，拿出所有的力量为中国苦难的人民去服务。”他还给青年拟了一个誓词：“我，知识分子，认清了知识分子应走的道路，绝不为自己的利益而背叛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坚决为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为新的中国而努力。”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曾多次高度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如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指出：“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与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是五四时期的一个极大的功绩”。他又说：五四以后“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

二、走出苦闷与彷徨，努力争取中国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

1945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在这举世庆祝的一天，“民主科学座谈会”召开了扩大座谈会。鉴于战后中国面临着“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决战，“座谈会”的同志感到斗争的道路方长，而战后各自都要回到自己原来的地方去，有必要建立永久性的组织以加强联系，团结奋斗，决定扩大成员，建立组织，以九月三日这个日子命名，故称“九三座谈会”。194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