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重庆市委据社中央副主席、社重庆市委主委、重庆市副市长谢小军反映：在现行农业生产方式下，户计规模仅2-3亩，农民很难从农业中获得理想效益。如种一亩耕地，按150%的复种指数计算，一年收入最多1500元左右。加上产品在农户中自我转化，可产肉类100来公斤，亩平综合生产能力4000元左右。扣除物资费用1500元左右，活动报酬（按标准工日计算）2500元左右，收支相抵净亏500元左右。这使得农民的理性选择发生了质变，不如外出打工划算，哪怕除去费用后每天只挣30-60（技工可达150-200元）元，一年下来也有1-2万元纯利润。

一、农村劳动力现状

以重庆为例，据对重庆市黔江区11个村660户的调查显示（占全及总体的5%），农外就业劳动力达57.67%。其中，离土又离乡人的为52.47%，留守农业劳动力仅为42.33%。留守农业劳动力中：20-30岁的占10.54%，30-40岁的占16.3%，40-50岁的占27.9%，50-60岁的占34.74%，60岁以上仍具劳动能力的占10.52%。这组数据表明，40岁以上的劳动力占总量的73.16%。由于这批劳动力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前，多是文盲或半文盲，科技素质低下，劳动体能弱化。全员劳动生产率仅3857元，亩平农业产值847元，亩平综合生产能力3433元。这些农户不仅冬闲田土基本没开发利用，局部地方小麦“绝迹”，连良田沃土的撂荒面积高达四分之一以上，这导致本来就低效、弱质、高风险的农业日渐萎缩，更是加剧和扩大了城乡差距。

二、突出矛盾和问题

1、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目前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农业生产方式与现代市场经济全球一体化、产业规模化、产品标准化必然发生碰撞。千家万户的“小农生产”只能各自为阵，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难辩方向，始终处于被盘剥的弱势地位。特别是在与一些垄断行业，如烤烟、蚕茧以及公司+农户等的产品交换中，根本没有讲价还价的余地，形成“市场需要的小农户难以办到，小农户能办到的市场不需要”的状况。

2、现代科技与传统农业之间的矛盾。一是高科技园区辐射功能十分低下。随着高科技、新技术的推广运用，使农业生产单位面积的产出率成倍增长，如重庆市的一些区、市、县通过政府投资兴办高科技园区，亩平收入0.8-1万元是常事，高的达到2-3万元。但这些高科技园区是“闪光点不闪光”，辐射功能十分底下。原因是一方面广大个体农户不具备高科技投入的能力和条件。另一方面自分户经营以来，农业生产条件的改造基本停滞不前，多数地方、特别是在渝东南和边远地区，仍然使用“农业学大寨”时期改造的生产设施，有的已成病害工程也只能将就使用或干脆不用。二是水利设施多数是以商业开发的方式。近年来，国家虽然实施了一些国土综合整治、水利工程、农业综合开发等项目，特别是水利设施，多是商业开发，但对广大农村来说，缺乏带动辐射效应，农民只能望水兴叹。因此，除杂交良种被农民普遍接受外，其于种植技术在“肩挑背膊”的条件下，基本上都是沿袭过去的传统技能。三是留守族受自身文化素质限制。他们对现代高新技术，如稿杆还田、免耕栽培和保温栽培等，难以理解和消化，即使政府补助也不愿搞，普遍只满足于自给自足。这从整体上制约了生产潜力的发挥，阻碍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进一步提高。

3、品牌战略与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现代市场经济要求农产品要达到品牌化、标准化、商品化、绿色化。但要满足这些要求，在现行生产方式和生产手段条件下，广大农村是很难做到的。如在同一个社区、同一片土地上，张三选甲品种，李四选乙品种，王五选丙品种。致使城市老板下乡搞农产品商品开发，除具地方特色品种外，众多需求量大的大路产品，收购加工成商品后，由于颗粒、色泽不一致，达不到品牌化要求，败北而归。

4、农业投入与使用效果之间的矛盾。一是财政直补资金是按承包面积平分，实际上这笔资金真正用到产业上的少得可怜。如2009年全国农业投入及其直补资金达4000余亿元，全国农民人均400多元，除农村沼气、人畜饮水等项目广大农民得到实惠外，多数资金是按承包面积平分，哪怕是摞荒耕地也能同样享受政府直补。如果要逐户鉴定，其人工费用将大大高于直补资金而无力操作。二是对财政直补资金缺乏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在现行管理体制下，由于部门间的条块分割，从项目立项、审批到资金的拨付使用，缺乏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从中不排除“权力寻租”现象。三是在资金使用上政绩化、形式化、形象化问题十分突出。能起到对农民增收作用的效果甚微，以上原因，使得财政支农很难达到预期目的。

三、意见和建议

“三农”问题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老大难”问题。60年的发展历史证明，就“三农”解决“三农”问题是没有出路的，农业不孤立的，必须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来解决这个问题。

1、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减少农村人口数量。一是城镇化建设再也不能做“城镇化率”的数字游戏。要通过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减少农村中农民的绝对数量，加大步伐解决农民工问题，给予2亿左右农民工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居民待遇，让他们也能平等地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二是当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最佳时期。各级政府正在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和“城乡统筹发展”要求，只有改变“小农经济”格局，才能具备以规模化、产业化、商品化、品牌化发展现代农业的基础和条件。三是中央制定以户籍人口为依据的财政转移支付和社会养老保险等调控机制，促使各大、中、小城市积极接纳农民工落户。同时，做到谁受益谁负担，不能将社保、养老等转嫁到财政拮据的贫困地区。四是政府收购后，以整治还耕调抵城市扩建占地指标来解决城镇化建设中的用地供需矛盾。可采取对农转城人口中，凡自愿退出承包地、林地的，分别按其级差地租或五年平均单产价值乘以剩余承包年限，由政府收购后转租开发，对其宅基地实行一次性买断。如果有2亿农民工和一些进城经商农户的户籍转入城镇，将约有4亿左右的农民进城，农村只剩下4亿左右农民，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70%的城市化率。

2、创新农业生产关系，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产权明晰化，资本人格化。农村土地是永续利用的递延资本，农村劳动力是灵活运用的活跃资本。在目前国家经济发展态势下，迫切需要将农业资源、农业生产关系和农业生产方式这一基本形态重组。从国家层面上要因势引导并制定农村集体土地三权分离的相关法律法规：一是强化所有权。农村土地永远属于集体或国家（农转城后，农民自愿退出，政府续买土地部分）所有；二是明确承包权。以二轮土地承包为基础，将其承包权私有化，并允许在承包期内可以继承（承包期满，以国家新一轮政策为准）；三是在不改变土地用途前提下，将其经营权（使用权）的出卖、出租、转让、抵押、入股纳入法制化轨道。实行这样的农村产权制度，符合党在农村的基本政治制度，不违背国家《宪法》；四是有利于资源、资产、人才的合理流通，形成以龙头企业为载体、各种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为纽带，种、养大户及生产企业为基础的新型农业生产方式。这将极大地调动城市工商资本介入农业开发，还能使农村土地逐步自然地向种田能手集中，通过社会化的专业分工、使农民变身为农业工人，使农民在享有承包权的同时，真正保障农民的收益权。

3、强化农业调控机制，确保农业持续稳定增长。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因此，国家对农业的投入不仅不能有丝毫松懈，而且还要随着经济发展而增加投入。一是明确国家对农业的投入重点。主要放在粮、油、肉、蛋、奶、菜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路产品上。二是补助资金要随产品走，严禁“撒胡椒面”。三是健全监督机制。补助资金一律以收购、贩运农产品企业票据为准。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收购农产品都要给销售者开据省市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票据。三是健全涉农直补的审计、财政等相关政府部门间的监督和制约机制。使有限的资金真正用到农业产业发展上。四是杜绝摞荒耕地照领国家补贴的不公平现象。这样，才能真正起到扶持产业发展，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稳定市场物价，安定民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