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德珩，1890年出生于江西九江，原名许础，字楚生，是中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教育家，九三学社的重要创始人，建国后曾先后任水产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一

许德珩的曾叔祖许振兴曾是清朝副举人，任广西候补知县，后参加太平天国革命，充任军帅。太平天国失败后，祖父许殿勋避祸游居他乡以中医为业，不敢图取功名。到同治年间，官府追查渐松，父亲许鸿胪得以参加府试，中第一名，补为禀生，在浙江绍兴府当文案。后因同情徐锡麟、秋瑾等革命党人，被解职，回老家九江同文书院任教。

许家诗书传家，许德珩自幼勤奋好学，6岁与长兄德琛在家馆读书启蒙。后入私塾，师从刘畅春，颇得国学秘奥。在父亲的启导下，他阅读《新民丛刊》、《革命军》、《天演论》等，成为民主与科学的启萌。1906年，为了学好英文、数学，他投师九江县城同文书院，因食宿无依，在2年多的时间里，只能每天徒步往返40里。1909年，许德珩考入九江中学堂（前身为濂溪书院）。在学堂，由地理教师杨秉笙、图画教师王恒两位曾留学日本的老师介绍，秘密加入同盟会。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九江光复。许德珩投笔从戎，先后参加九江军政府宪兵队、任秘书处秘书。1912年，九江中学开学，他重返学校。1913年，“二次革命”暴发，他再次当兵，参加湖口讨袁之役。“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流亡上海，旋考入中国公学。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英文学门。

1916年3月，他在北大刚刚读完一个学期，由于父亲病故，生活无着，学业几难以为继。蔡元培校长得知后，叫他到北大国史编纂处做翻译工作，每月10块大洋薪酬。在当时，10块大洋是富家子弟一两天的开销，而许德珩在校门外简陋饭铺以火烧、素面充饥，每月还能省下5块大洋寄给母亲。一条白色床单，睡觉时一半用来铺，一半用来盖。

尽管生活艰辛，但许德珩不费思想之进取。经李大钊介绍，他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结识了毛泽东等人。他在“少年中国学会登记表”中“终身欲从事之事业”一栏，填写为“劳动者教育”，意即通过教育改变国民素质。1918年，他与北京大学进步同学发起组织学生救国会，并南下与张太雷、恽代英、张闻天、沈泽民等部分南方大城市学生运动代表人物建立了联系。1918年10月他筹办了《国民》杂志社，同邓中夏一起当编辑股的干事，张国焘是总务干事，1919年1月1日正式创刊，蔡元培作了序，许德珩写了《吾所望于今后之国民者》等文，从“感受、耻辱、痛惜、知耻、力行、勤奋、毅力“等七个方面，进一步阐明这个杂志的宗旨。1919年3月，他和邓中夏等发起组织了北京大学平民讲演团，积极扩大新文化运动和爱国民主运动影响。集成员有三、四十人，毛泽东也是其中之一。

1919年5月3日，许德珩得知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马上召集《国民》杂志社的同学开会，会后通告全体北大学生在晚上七时在三院大礼堂举行大会，并约请北京的十三个中等以上的学校派学生代表参加。会议一致决议在5月4日在天安门举行爱国大示威，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会上推举傅斯年、许德珩等20位同志负责召集筹办，推傅斯年为总指挥，许德珩起草大会宣言。当夜，他将仅有床单撕成条幅，写成宣传标语。

5月4日中午，全市3000余名大中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五四运动”爆发。大会宣读了许德珩起草的《北京学生天安门大会宣言》，大声疾呼：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国同胞处其大地，有此河山，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

当天，有32名学生被捕，许德珩排在首位。许德珩在狱中写了四句五言诗：“为雪心头恨，而今作楚囚。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痛殴卖国贼，火烧赵家楼。锄奸不惜死，爱国亦千秋。”

经孙中山、林长民等社会显要呼吁，以及蔡元培等北京七所高等院校校长联名保释， 5月7日，北洋政府被迫释放了他们。5月27日，受北京各校学生委托，许德珩等南下筹备成立了第一届全国学生联合会。5月31日，上海学生联合会召集工商各界在西门公共体育场集会，追悼在“五四运动”中牺牲的北京大学学生郭钦光。他在会上作了演讲。对“五四运动”的结果他并不满意，在给朋友的信中强调：“这回运动，好时机，好事业，未从根本上着手去做，致无多大的印象于社会，甚为咎心。”

在上海期间，他还曾与张国焘、刘清扬、康白情等全国学联的代表拜访孙中山先生。在见到中山先生后，对先生提议“向学生提供五百条枪，把学生武装起来”，“对付北京政府”，颇不以为然，认为“辛亥革命和护法运动的问题在于太倚重武装斗争，没有充分地发动民众。”先生虚怀若谷，表示希望与学生合作，共同推翻北京政府，极为许德珩所推崇。

二

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知识和真理，许德珩响应留法勤工俭学会的号召，决定到法国去勤工俭学。当年10月，《国民》杂志社为许德珩举行欢送会。陈独秀、李大钊到会讲话。1920年1月，他登上博尔多斯号法国邮船，并于1922年考入巴黎大学社会学系。在接触众多的思想流派中，他特别注意研究马克思主义，同时，与中共旅欧支部的周恩来、徐特立等建立了联系。

许德珩曾经结婚，但1915年原配病逝后，便立志求学与学生运动，并改字“楚僧”，以示为“僧”，再无意男女之情。在法国，由蔡元培撮合，劳君展与他认识。在一次通信中，劳将其署名“楚僧”改为“楚生”，以为“重生”，示爱慕之情。1924年夏，劳君展获法国里昂硕士学位后，考入巴黎大学理科，师从居里夫人学习镭学。在同一所大学，他们经常会面，感情日深，并于1925年在巴黎中国饭店举行婚礼。蔡元培特赠红缎祝贺：“爱结同心，互助互励。学术事业，勤奋无已。”

1926年，国内革命形势风起云涌。许德珩非常振奋，迫不及待地回国，于1927年1月应聘广州中山大学，讲授社会学和社会主义史，深受学生欢迎。由于听课的学生越来越多，学校只能安排他在大礼堂上课。后受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邀请，他兼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他应恽代英之邀经香港到当时革命中心武汉，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和武汉第四中山大学传播社会主义知识。以后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代主任。武汉政府反共后，他掩护许多共产党员脱险。

1927年9月，许德珩偕回国不久、任武汉大学数学系教授的劳君展离开武汉，抵上海从事社会主义理论的翻译工作。1931年初，许德珩应聘到北京大学任教，仍讲授社会主义和唯物辩证法。

“九一八”事变后，他无比悲愤，经常到各个大学宣传抗日救亡思想，痛斥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1932年，他与侯外庐、马哲民三教授被北平当局逮捕，经宋庆龄、蔡元培等鼎力营救，才被释放。出狱后，他加入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赴张家口支持冯玉祥组织抗日同盟军。

1935年1月，他根据中共地下组织的要求，积极推动“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游行当天，许德珩夫妇走在游行队伍中，与同学们一起迎着军警的大刀和高压水龙头昂首前进，身上的棉衣结了一层冰甲，让同学们深受鼓舞。1990年春节，“一二九”时期的北大学生朱穆之、刘导生、顾大椿代表三十六位同学祝贺他百龄寿诞。贺信中说：“在为中华民族求生图存、坎坷救国的道路上，我们共同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与领导，同时也感受到您的教诲与支持。我们能够或迟或早地跟着中国共产党，沿着一条正确的方向，寻求救国的真理，探索人生的真谛，而末后走上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各尽一份责任的道路上来，这与您还有其他几位老师的教诲是分不开的。”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阶段。许德珩奔走于大后方，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回原籍江西任江西抗敌后援会主任委员，动员抗战，保卫家乡。国民参政会成立，他以社会知名人士身份担任了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在参政会例会上，他多次痛斥汪精卫等投降派，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成为民主人士的旗帜。

三

1944年11月，日寇攻占独山，进逼贵阳。重庆国民政府投降的空气非常浓厚。在这种严峻形势下，许德珩、劳君展、梁希、潘菽、税西恒、黄国璋、张雪岩、何鲁、涂长望等重庆文教科学界和一些经济工商界的朋友对国是非常忧心，经常聚在许、劳家中座谈。后来参加的人越来越多，大家深感有必要进一步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于是便把这一座谈形式固定下来，取名为“民主科学座谈会”，每周举行一次，并提出“民主团结，抗战到底”的主张。

1945年9月3日，日寇正式签字投降。“座谈会”在那一天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在会上，有人提议，抗战胜利了，大家将回到不同的城市，建议将“座谈会”发展成为永久性的组织，以便长期存在和发展。此议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并将座谈会更名为“九三座谈会”。

恰在此时，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邀请许德珩夫妇见面。许德珩与毛泽东是北大时期的志同道合者，劳君展是毛泽东1917年创建的新民学会成员。老友相会，相谈甚洽。许德珩介绍了民主科学座谈会的一些情况，得到毛泽东的极大鼓励。1946年1月9日，“九三座谈会”成员在座谈时决定，把“九三座谈会”改建为“九三学社”，这样使组织从名称上看像个正式组织而不是座谈会议，又保护了组织，加强扩大团结面。会议决定成立筹备会，许德珩与褚辅成、张西曼作为召集人，并在《新华日报》、《大公报》上发表了宣言。

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青年大厦召开了成立大会，许德珩当选为理事。选择这个时间，是因为当时国民党蒋介石与美帝国主义勾结，蓄意发动内战。面对如此险恶形势，“筹备会”认为，知识分子在全国人民面前，还应负起责任，继续发扬“五四”以来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精神，继承革命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光荣传统，与各阶层人民站在一起，和一切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在会上，九三学社提出自己的基本主张：“促进民主政治之实现，争取人民之基本自由”，与中共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建国”相呼应。此后，九三学社积极参加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运动，抵制国民党政府片面召开“国大”。

1946年秋，许德珩就任北大政治系教授。以此为阵地，他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特别是对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详加论证。同时，联系实际，经常抨击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独裁。1946年冬，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蒋介石公然撕毁旧政协协议，下令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他是参政员和国大代表，在课堂上有同学问许老对这事有什么看法。许老大声说：“非法，非法，我坚决拒绝参加。” 他的讲课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选修的、旁听的，特别是校外旁听的非常之多。

1947年2月21日，蒋介石强迫中共驻北平军调部人员撤回延安时，刑西萍到许德珩寓所，告诉他九三学社今后如何开展工作；5月20日，国民党政府召开国民参政会，许德珩依照事先与中共地下党员协商的结果，利用合法形式，和20名参政员联名提出《停止内战恢复和平案》，在参政会上造成强大的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声势。

1948年3月29日是蒋介石下令召开行宪的伪国民代表大会开幕的第一天。北大学生为了表示抗议，在民主广场举行集会，国民党出动了5000名多军警，包围了三院、红楼，在校门对面堆起了沙包，架起了机关枪，装甲车不停地在沙滩大街开来开去，如临大敌，随时都有可能发生镇压学生的流血事件。在这样紧张的气氛下，许德珩、樊弘、袁翰青三位教授应邀到会讲话，受到全场2000多同学的热烈欢迎。许德珩给青年拟了一个誓词：“我，知识分子，认清了知识分子应走的道路，绝不为自己的利益而背叛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坚决为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为新的中国而努力。”三位教授的演讲，极大鼓舞了北大同学的斗志。

胡适时任北大校长，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在北大，许德珩与他几次交锋。1948年夏，北京大学在民主广场举行毕业生典礼大会。胡适出席并发表讲话。他劝大家要多研究点问题、少谈些主义，要自我奋斗，争取做人上人。许德珩接着发表讲话，对同学们说：“你们走入社会后首先要深入到人民群众中间去，多为人民办实事，做好事。切不可做什么人上人，而应该立志做人中人”，让胡适非常尴尬。1948年11月初，辽沈大战告捷，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进关解放平津。胡适计划把北大知名教授、珍本图书、贵重仪器运往南京。许德珩向进步学生及时通报了这一消息。在南系北大地下党的领导下，北大护校委员会成立，专门做教授的劝阻工作，图书馆、实验室成立了领导小组，严密保护图书、仪器。在胡适灰溜溜地离开北京大学时，只有带着图书馆馆长毛子水和一部《水经注》。

1948年4月30日，中共发出“五一”口号，在北平的九三学社总社闻讯后秘密举行会议，响应“五一”口号；1949年1月12日，许德珩与城内各大学教员联合，奉劝傅作义将军顺从民意，谋取和平解放之法，将军队撤出城外。北平和平解放后，1月26日，九三学社公开发表《拥护中共“五一”号召暨毛泽东八项主张的宣言》。不久，作为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成员，他参加了由李维汉任组长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小组（第一小组）、由周恩来任组长的起草共同纲领小组（第三小组）的工作，为新政协的召开、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贡献。

10月1日，他以九三学社代表身份登上天安门，参加了新中国开国大典，

四

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德珩满怀豪情地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工作。他曾先后担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水产部长。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常务委员，第四、五届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我国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许德珩同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和宋庆龄等，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在各个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中，许德珩是比较特殊的一位：从在北京大学读书一直到1979年，他虽然身为无党派人士或民主党派领导人，都始终是一个新民主主义者。在各种形式的斗争中，他都坚定地站在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边，而并非像其他民主人士一样，希望在国共两党之间不偏不倚，走出一条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中间路线。

许德珩拥护中国共产党，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长达52年。尽管其间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但他的心始终与党联系在一起，他也始终是党认可的自己的同志。

1927年初，许德珩回国后，就找到自己北大的老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以及老朋友恽代英等，讲述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追求，还向组织上正式提出了入党申请。1932年，国民党宪兵、特务到处抓人、杀人，北平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他再次向地下党秘密提出了入党申请。党组织表示非常理解他的心情，并鼓励他不断追求进步，不过鉴于他在社会上的影响和其他原因，认为他还是留在党外为好。在长期严峻的斗争中，中共党组织始终把许德珩视为党外同志。1933年，许德珩经范文澜介绍，加入了宋庆龄、杨铨等人组织的中国济难会，为营救被国民党捕杀的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及其亲属做了许多工作。在此期间，他还固定拿出部分薪金支持地下党组织，对北平地下党组织的群众报告会，他有请必到。1935年11月，中共领导下的北平大中学校联合会成立，他一次就捐献了一个月的薪金。1936年秋，他与夫人得知中国工农红军抵达陕北后，物资供应非常困难，即在东安市场买的三十几双布鞋，十几只金华火腿，十二只怀表（十块大洋一只）等，托中共地下党员徐冰、张晓梅设法转送给了毛泽东。于是，才有了毛泽东是年11月2日写给北平教授们的那封著名信件。1938年3月，《妇声》杂志在江西创刊，该杂志是中共领导下带有统战性质的妇女群众团体妇声社创办的。正好在江西的许德珩带头为之捐款，为杂志的开办提供积极支持。1951年6月3日，九三学社总社召集北京市社员举行集会，欢迎参加赴朝慰问团归来的社员方亮、叶丁易等人。在听取他们所作的赴朝见闻和志愿军英勇作战的事迹后，许德珩和到会社员当场捐款1800多万元现金。同年8月13日，许德珩夫妇向志愿军捐赠飞机大炮款40万元，以后还多次捐献慰劳品。此外他还积极购买公债支持国家建设，参加为援助灾民的寒衣捐赠等。

1962年，许德珩又一次提出入党申请，中央考虑到他是民主党派负责人等原因，没有同意。1979年春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许德珩郑重向党组织提出：“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在我身后能追认我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央统战部负责人非常感动，当即劝慰他：“你不加入党组织，我们也没有把你当作外人”，随后，中央统战部向中央领导作了专门汇报。

不久，经邓颖超、乌兰夫介绍和中央批准，89岁高龄的许德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得以实现52年来的愿望，树立了一个由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榜样。他异常激动，表示：我能在垂暮之年，由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我感到无限光荣。我要永远为党工作，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死而后已。

1990年2月8日，许德珩因病医治无效，在京逝世，享年10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