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她曾经权倾一时，拔动政坛风云20多年。但是，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溃败，她不得不面对现实，蜗居台岛。当凭以弄权的蒋介石及其子孙纷纷凋零时，她又不得不再次面对现实，飘零美国。她曾经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在美国国会慷慨陈词，赢得了美国从政治上、经济上和道义上对中国抗战的支持。而为了维系蒋氏家天下，维护孔宋家族特权及自身利益，她又不择手段，极尽其所能。她对共产主义恨之入骨，政见之分使她甘愿放弃骨肉团聚的机会。但晚年的她却抒民族大义，反对分裂中国，倡导和平统一，期盼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

宋美龄，这个历史曾经浓抹重彩的传奇女人，于 2003年10月24日在纽约安静地走完了她曾经辉煌的一生，享年106岁。

蒋宋联姻

宋美龄出身于上海的上流社会家庭。她的父亲宋嘉树曾先后受教于北卡州三一大学和田纳西州的范比德特大学。1887年，宋嘉树与浙江名媛、明代学者徐光启之后倪佳珍结合。1897年，宋美龄出生了。在6个子女中，她排行第四。即蔼龄、庆龄、子文、美龄、子安、子良。由于宋嘉树深受美国文化与教育的熏陶，并对之推崇备至，因此，他的6个子女也都先后被送到美国读书。

1908年，11岁的宋美龄进入佐治亚州皮得蒙学校。在这里，她虽然只呆了短短9个月，却奠定了她美国化的基础。此后，她继两个姐姐之后，进入卫斯理安学院。1913年秋天，她转入韦斯里学院，并在这里度过了幸福的4年。在这里，她从思想、举止和谈吐上实现了“全盘西化”，以致使她的美国同学几乎把她当成“正宗美国人”。她的政治和社会思想也十分接近美国保守派的观点。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出身富裕的家庭，坚守着所谓上流基督教徒的道德观，对自由主义抱持着怀疑和不信任。

1917年夏，宋美龄学成回国，并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从事社会服务工作，担任全国电影审查会审查员、上海租界工部局童工委员会第一任中国妇女委员。

1922年12月初的一个晚上，宋美龄的长兄宋子文在上海莫礼哀路孙中山家举办基督教晚会，她首次见到蒋介石。宋美龄的美丽、大方，出众的谈吐和绰约风姿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宋美龄也被蒋介石所深深打动。她曾经回忆说：“他那对闪亮的眼睛告诉我：他是个英雄……相比之下，远比我二姐夫（孙中山）英俊。”两人当即互换了电话号码，其后便开始书信往来，感情也随之与日俱增。

蒋介石向孙中山吐露了与宋美龄联姻的想法，并恳请宋庆龄帮忙。孙中山先生对此大表赞同，而宋庆龄出于对蒋介石人品的反感，竭力反对。宋美龄的母亲和大姐宋霭龄起初也反对这宗婚姻，但后来都被她说服了。宋子文起初也激烈反对，但驾不住青红帮对他的“警告”和财政部长一职的诱惑，也软化了自己的态度，反过来劝自己的母亲。1927年，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隐居”溪口雪窦山。他不停地写情书给宋美龄，信誓旦旦：“所谓功业宛若幻梦。独对女士才华容德，恋恋不能忘”云云。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在遵从宋母之命，改信基督教后，与宋美龄在上海正式完婚。蒋时年40岁，宋30岁。这场婚姻是一次具有非凡意义的婚姻。除了花销甚巨之外，它把政治、权力和金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中国历史上值得浓摸的一笔。上海《申报》当日刊登两则启事，一则是蒋宋联姻，另一则是蒋介石与结发妻毛福梅的离婚声明，声称“毛氏发妻，早已仳离；姚陈二妾，本无契约。”

蒋宋联姻，按宋美龄所言“这项婚姻自始至终是我自己作主，与我阿姐何干?”至于“委员长和我结了婚才走亲英美路线，更是天大的笑话。”

改造运动

1933年盛夏，宋美龄在庐山牯牛岭避暑时，与一批美国传教士讨论中国的局势。传教士认为，南京政府如果想获得外国政府的支持与贷款，就必须在国内实施社会福利计划，使外国政府和旅华外人对现行政权有好感。他们建议说，美国罗斯福总统正推行“新政”，蒋介石也不妨实施改造中国社会福利的“新政”。聪明的宋美龄马上领悟到传教士所说的重点，并向蒋介石报告。在获得蒋介石的嘉许后，宋美龄与众传教士立即研究拟定了中国“新政”的细节，并把这项计划命名为“新生活运动”。

这次旨在改造社会道德与国民精神的“新生活运动”被蒋介石称之为“精神方面的重大战争”。它是国民党建党以后所从事的一次最大规模的社会改革和文宣运动。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举行扩大总理纪念周。他发表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演讲，宣布“新生活运动”开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当即在南昌成立，蒋自任会长。7月1日，又改组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宋美龄为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事实上，她才是新生活运动的实际推动者和倡导者。

宋美龄认为，新生活运动是要改造全民的生活，而妇女是家庭的中心。为此，她大力鼓吹妇女为改造家庭生活的原动力，并向全国妇女呼吁：“知识较高的妇女，应当去指导她们的邻居，如何管教儿女，如何处理家务，并教四周的妇女读书识字。”但她同时也承认：“中国的妇女，非但多数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而且大半仍过着数百年前的陈旧生活。”

宋美龄推行“新生活运动”是不遗余力的。开会、撰文、演讲、督导和接受国内外媒体的采访，忙得不可开交。她的成就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满足。“新生活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美国基督教会的参与。但为了显示这是一项“纯中国人的运动”，教会的色彩也就被刻意淡化了。到抗战爆发后，“新生活运动”演变为战地服务、伤兵慰问、难民救济、保育童婴、空袭救难、征募物品和捐款等等与战时支援有关的活动。

由于其过度空泛、不切实际的宣传而终导致“新生活运动”形式主义的出现，弄虚作假的行为更是层出不穷。对宋氏姊妹一直颇有好感的美国作家项美丽曾经评价：“‘新生活运动’后来变成了全国性的一场不大不小的笑话。”中国近代外交家顾维钧的第三任妻子黄蕙兰曾经回忆说：“中国驻外人员常有外遇而导致婚变，故在抗战前外交界即戏称‘新生活运动’（NewLifeMovement）为‘新妻子运动’（NewWifeMovement）。”冯玉祥将军更是直言：“新生活是说着骗人的。”比如“新生活不准大吃大喝，普通人一桌饭只花8块钱，蒋介石左右的大官一桌饭约60元，总是燕窝席、鱼翅席。”“……那些书的名字，什么新生活与军事、新生活与政治、新生活与这个那个，几十个名堂，事实证明是什么？政治是腐败的，军事是无能到极点，经济是贪污到极点，文化摧残到极点。”

宋美龄把推广“新生活运动”当做其政治事业来看待，试图让国人在生活习惯和精神上“脱胎换骨”，不要让西方人“看不起我们”，并借此让国人知道蒋夫人关心大家，其动机确也有其积极的一面。但由于急功好利，不了解中国几千年的传统习惯和众多贫穷劳动者阶层的社会基础，宋美龄领导的这场运动经过3年的运行，很快成为中国一段滑稽历史剧而不了了之。

沉作机变

1936年12月12日，为了促蒋抗日，在多次劝谏无效的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对蒋实行兵谏。

当时，南京国民党政府方面分为由代表英美利益的宋子文、宋美龄等组成的主和派和由亲日的汪精卫、何应钦、张群等组成的主战派。英美帝国主义的势力主要集中在华东和华南，他们对日本侵略东北一向是持隔岸观火的态度。当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由东北而华北，显示出了侵吞全中国的企图时，他们才感到自己的利益受了威胁，于是唆使买办阶级宋子文、宋美龄等，包围蒋介石，阻止日本南进企图。西安事变发生后，他们马上声明支持宋子文、宋美龄等，借以打击汪精卫、何应钦、张群等亲日派。而日本帝国主义则积极活动，鼓动何应钦等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以图渔翁之利。

是战是和，两派展开了激烈交锋。作为军政部长的何应钦最先得到事变消息。他迫不及待地电告在国外的汪精卫火速回国，准备联日“剿共”，造谣说“西安城墙上都挂着红旗”。同时，他还宣称“委员长纵然为党国牺牲，也是光荣的。”在何应钦等的操纵下，南京中央下达了讨伐令。何应钦自封“讨逆军”总司令，兵分五路，任命刘峙、顾祝同、卫立煌等为各路总司令。他们表面上是营救蒋介石，骨子里却是借机推翻蒋介石，迎汪精卫回国主政。南京情势十分危急。由于有英美势力作后盾，同时，出于对蒋介石生命安全的考虑，宋美龄急忙召集作为军队中坚的部分黄埔军官训话：“你们要想营救你们的校长，就不能讨伐西安，若讨伐西安就等于断送你们校长的性命。”

扣蒋的第3天，受宋美龄委托，蒋介石的外国顾问端纳由南京乘飞机到西安。他由张学良陪同面见蒋介石，转呈了宋美龄的亲笔信。宋美龄在信中指出：“你平时，总不听取部下的意见，因而发生今天这样事情。但我相信张、杨不会对你有加害的意思。他们是出于爱国思想。”同时，她还对蒋介石表示关切，要求他以党国为重，不可自寻短见。信中还介绍了南京何应钦下讨伐令及举行白衣誓师等情况，并说：“南京目前正在唱戏。而且戏中有戏。”蒋看完信，不觉悲而泣下。

此后，宋美龄又不顾何应钦的反对，委托兄长宋子文以私人关系到西安探蒋。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端纳和宋子文回南京后，告知宋美龄及何应钦等人：张、杨与共产党实无危害蒋的意图，均愿和平解决。此时，何应钦虽掌握讨伐大权，但由于有蒋介石的口信和宋美龄的反对，他不得不命令前线暂停“讨伐”张、杨。在两军对峙之下，南京与西安进入和平商谈。

22日，宋美龄偕端纳、宋子文、戴笠等人到了西安。行前，她说：“余个人于事变发动之初，即决心与劫持我丈夫之西安将领作正义之周旋，任何牺牲，任何代价，皆所不顾……”宋美龄一行到西安后，张学良亲自到机场迎接。她与张学良、于凤至夫妇本为旧识，张学良对她非常敬重，并立即安排她与蒋介石见了面。

由于顾及脸面，蒋介石以腰痛、脚伤（在临潼华清池往外逃跑时跳墙所跌）未愈为由，委托宋美龄和宋子文代表自己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代表“三位一体”进行谈判。和谈内容是以张、杨所提出的八项主张和共产党临时提出的六项原则为基础。会谈进行了3天，蒋介石对协商的条件完全表示同意。

西安事变的解决，集中体现了宋美龄在政治上的权衡机变，树立了她个人的政治威信。由此，她正式走上了中国的政治前台。

抗战初期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宋美龄以其非凡的才干和影响力，积极投身抗战。在凇沪抗战期间，宋美龄一直陪着蒋介石住在美龄宫，日寇飞机曾多次轰炸这里。宋蔼龄极力劝她离开南京，到武汉避难。宋美龄却表示坚决不走。她说：“为了国家大事，我一定要留在南京。于私是给丈夫心理上的安慰和信心，于公则是我们都留在首都，能安定人心和军心。为了多保卫南京几天，好让中国军队掩护中国人民向西撤退，保存国力，与日军作持久战。”

宋美龄常常身先士卒，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多次出入最前线慰劳将士。有一次，她携带大批生活补给品，前往上海前线，在车队越过阵地时，遭到日军炮火的猛烈轰击，座车被炸翻，她的肋骨及脊椎多处受伤。在武汉保卫战中，她冒着枪林弹雨，出入前线。有报称，她“四次到前线，五次差点送了命”；河南兰封县城失守，桂永清军长被蒋介石下死命令24小时内夺回县城。他手下两个师的兵力拼死强攻全部阵亡。正当桂与部下光杆师长李良荣泪眼相对时，头带钢盔、身着军服的宋美龄竟然出现在阵地上；71军死守河南富金山的第9天，宋美龄深入到前沿阵地战壕里，带去了最急需的武器弹药和蒋介石的亲笔信，并鼓励将士：“你们打得好!打得日寇闻风丧胆!”在九江万家岭吴奇伟的第4军前沿阵地上，宋美龄“军服绑腿，步履矫健”，出没在日寇飞机狂轰乱炸之下的防空洞里。她在阵前说：“这是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之战，我正该上火线。”

同时，她还亲自用英文撰写文章，在南京通过美国广播网，用英语向美国民众揭露日军罪行，介绍中国人民艰苦抗战的情况，呼吁美国政府和人民给予援助。

“西安事变”时，何应钦曾想用飞机轰炸西安，置蒋介石于死地，这让蒋介石、宋美龄感到了掌握空军指挥权的重要性。购买飞机涉及大笔款项，蒋无法确定手下那一帮贪污成性的官僚中，谁能担起责任，但他信任自己的妻子。于是，由宋美龄与外商洽谈，国民政府前后订购了价值2000万美元的军品。有一位美国作家曾写到：“宋美龄独揽空军大权，不容他人染指，并成为严格执行空军纪律的人。她规定，凡在这支精英部队中行窃者，将被处以极刑。直到必须撤离南京时，她常在新闻稿上提到‘我的空军’。”

为了整肃空军，她邀请了美国飞行员霍布鲁克为顾问。1937年春，受她的邀请，美国退役空军上校陈纳德到了中国。此后，她又亲自出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直到1938年因健康原因辞去这一职务。但宋美龄对空军的人事、采购，甚至训练和作战始终都操有大权。她被称为“中国空军之母”，以致其一生最喜爱的胸针就是金色与银色的国民党空军军徽。

1941年，宋美龄力劝蒋介石重金募集美国空军退休人员，在昆明成立飞虎队，由陈纳德任队长。宋美龄认为，组织飞虎队可以维护中国大西南与缅甸之间空间走廊的畅通，再者也能运送战略物资到重庆。当时的中国在外交上颇受人歧视。美军方百般阻挠中国成立飞虎队，美国务院也处处刁难，以拒发护照、不准出境、开除军籍来要胁飞虎队成员。美方阻扰成立飞虎队的情况，一直到开罗会议之前，才稍有改变。飞虎队成立后在作战和后勤补给上等方面频频立功，证明了这一决策的英明。

就在筹组飞虎队的那年夏天，驻纽约采购航空器材的人员紧急向宋美龄报告，说美国将与日本妥协，方案也已拟妥，只等罗斯福总统认可。宋美龄担心美日一旦妥协，来自美国的战略物资势必随之断绝，中国很难独力抵抗日寇的疯狂侵略。宋美龄、宋子文与蒋介石密商后认为，美日妥协，有损英国在远东的利益，而只有英国才能制衡美国。于是宋子文秘密前往美国，与媒体大亨鲁斯研究对策。经巧妙安排，鲁斯授意记者在香港报纸上透露出美、日准备妥协的消息。这一消息迅速传到了英国本土，再加上中国驻英国大使顾维钧向英国权威人士力陈弊端，当时的英国首相邱吉尔便决定与中国同时向美国施压。接着，宋子文又和鲁斯策划在《时代周刊》登出一篇来自英国伦敦的消息：英国普遍认为，若美国和日本妥协，就是和侵略者相互握手，是企图损害盟友的懦夫行径。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看到这篇报道后，有所顾忌。于是，美日妥协方案只好不了了之。其后，日本海军袭击珍珠港，美国正式参战。

成功访美

纵观宋美龄的一生，她最大的贡献无疑是运用她对英美等国的熟悉，争取这些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

1942年9月，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访问中国。这位曾与罗斯福竞选总统而败北的民主党人士在享受蒋介石、宋美龄热情招待之余，提出了请宋美龄访美的可能性。此前，美国杂志业巨子鲁斯也曾有相同建议，一则可以让身心疲惫的宋美龄调养身体，二则向美国人民宣传中国。他认为宋美龄的作用可抵30个师的兵力。蒋介石则以为国史向无“夫人外交”的先例，且效果难以预料，就推说蒋夫人在旁相助，可抵60个师的兵力。这次威尔基旧话重提，让宋美龄大为动心。

在说服蒋介石及其它人之后，1942年11月，宋美龄终于重返睽别25年的美国，并住进哥伦比亚大学长老会医学中心。第二天，罗斯福总统夫人埃利娜冒着严寒看望了宋美龄。这时的宋美龄一扫女强人的姿态，表现得像一个娇弱的病人，让罗斯福夫人倏然而生“我见犹怜”的母爱之情，并决心帮助她。

1943年2月12日，宋美龄在住院11个礼拜病愈后，罗斯福夫妇邀请宋美龄前往纽约上州海德公园的老家休息。宋美龄在这里住了5天，一面补足元气，一面忙着为在国会众议院的演讲作最后的润色。2月17日下午3点多钟，宋美龄乘火车抵达华盛顿联合车站，罗斯福总统夫妇以此4年前接待英王乔治六世的礼节亲自到车站迎接。从车站到白宫的路上，无数美国人和华侨争相向宋美龄挥手、欢呼。

2月18日，在罗斯福夫人的陪同下，宋美龄到了国会。议员席和旁听席座无虚席。宋美龄向鼓掌欢迎的参议员微笑颔首。在参院的演说中，她介绍了美国飞行员杜立德上校1942年4月率队轰炸日本后，数名飞行员在回航时降落我国山区获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如同回家的情况。她说：“余在贵国度过余身心长育之时期。余操诸君之语言，不但操诸君内心之语言，且操诸君口头之语言。故今兹来此，亦有如见家人之感。”

宋美龄的演讲不时被掌声打断，有时会有近5分钟的掌声。她在结语中的一句话，获得了满堂彩。她斩钉截铁地说：“我中国人民根据五年又半之经验，确信光明正大之甘冒失败，较诸卑鄙可耻之接受失败，更为明智。”众院议事厅爆出了历久不歇的掌声。一位议员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宋美龄差点让他掉下眼泪。这次演说由收音机转播全美，打动了千千万万的美国人。每天有数百封来自全美各地的信件寄至白宫，收件人是宋美龄。一位住在新泽西州东奥伦奇市的家庭主妇寄了一张3块钱的汇票和一张上海难童在火车站哭泣的剪报至白宫，要求代为转给宋美龄。这位美国太太说：“3块钱汇票是我的3个女儿合送给那位在火车站哭泣的小朋友的。”

在国会演讲后的第二天，宋美龄在罗斯福夫妇的陪护下，在白宫总统椭圆形办公室举行记者会，接受了172名记者的采访。这次采访也非常成功，其影响力不在国会演讲之下。

2月28日晚上，宋美龄一行坐火车离开华府，展开她忙碌而紧凑的“征服美国”演说行程。有一次，宋美龄的火车在半夜经过犹他州一个小镇，全镇居民（包括50名小学生）在车站守候通宵，仅希望能一睹宋美龄的风采。

宋美龄此行最受瞩目的是在好莱坞露天大会场发表到美的第三次重要演说，以及会见200多位支持中国抗日的影剧界人士。宋美龄于好莱坞露天广场向3万听众发表演讲，呼吁大家支持中国抗战。为中国人所熟知的大牌影星，如劳勃·泰勒、贾利·古柏、英格丽·褒曼、凯瑟琳·赫本、亨利·方达、丽泰·海华丝、秀兰·邓波儿等都和宋美龄寒暄，宋美龄对好莱坞电影的熟稔不但使影星惊喜，亦使影剧记者大为佩服。影星们纷纷捐出巨款，支持中国抗战。

1943年7月4日，宋美龄满怀成功的喜悦，回到了重庆。

这次美国之行历时7个多月。在此期间，宋美龄与罗斯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43年1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蒋介石在埃及开罗召开会议。会议决定日本战败后，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并将中国列入世界强国之列。宋美龄担任蒋介石的助手和翻译，锋头并不在蒋介石之下。在维护中国主权、收回台湾一事上，她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访美国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全然不顾全国人民和平建国的愿望，积极发动内战。由于他所挑起的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到1948年年底，这一反动政权已败象渐生。一方面美援枯竭，军费无以为继；另一方面美式装备由于零配件的缺乏而成了一堆废铁。飞机停在机场，无法上天，坦克成了士兵宿舍，无法开动。乞求美国物质上和“道义”上的支持再一次成为蒋介石的当务之急。联想到第一次“夫人外交”的巨大成功，这次蒋介石主动提出请宋美龄赴美乞援。

眼看蒋介石国民党的大势已去，宋美龄忧心如焚。她的失眠症再次发作，一睡下便恶梦连连。在兵败如山倒的困难时期到美国去履行如此“重大”的任务，宋美龄本不愿意，无奈自己的整个政治生命和孔宋家族的兴衰都押在蒋介石的前程上，她要努力而为之。而此时的美国政府对蒋介石政权的腐败和无能，已公开表现出失望和不满。杜鲁门上台后，蒋介石曾借祝贺之名，顺便乞求美国政府给予他精神上一点支持，但被杜鲁门严辞拒绝了。宋美龄赴美之前，杜鲁门通过国务卿马歇尔通知宋美龄，只能以“私人资格”访问，这给宋美龄此次访美罩上了不祥的阴影。1948年11月28日，“忍辱负重”的宋美龄带着创造“奇迹”的愿望登上了去美国的飞机。

然而，1948年的形势已不是1943年的再版。当年罗斯福总统支持的是一个“抗战的中国”，而现在杜鲁门总统所面对的是一个气数已尽的独裁政权。因此，宋美龄此次访美注定要失败。

没有红色地毯，没有欢迎仪式，更没有国会的演讲和记者席上传来的热烈掌声。白宫刻意地将这位中国“第一夫人”的来访作了淡化处理。骄矜的公主一下子成了无人理会的灰姑娘！到了美国后，宋美龄寂寞地在马歇尔将军的官邸小住了一段时间。在官方场合，宋美龄的到来，显得特别尴尬。只有共和党、院外援华集团和卢斯等少数同意帮助蒋介石政权的人，对她的乞援要求表示同情。12月10日，杜鲁门终于打破沉默，邀请宋美龄参加一次茶话会，给了宋美龄半个小时的陈述时间。由于杜鲁门坚持“美国不能保证无限期地支持一个无法支持的中国（政府）”，他们之间的会谈毫无结果。杜鲁门在一次回答记者提问时，用挖苦的口吻说：“她到美国来，是为了再得到一些施舍的。我不愿意像罗斯福那样让她住在白宫，我认为她也不太喜欢住在白宫。但是，对她喜欢什么或者不喜欢什么，我是完全不在意的”。

1949年5月，亦即在宋美龄访美后的几个月，美国银行界传出，宋家和孔家确实有20亿美元存在曼哈顿。杜鲁门得知后，立即命令联邦调查局进行调查，以便确切了解这些“混蛋”的存款数额和储存地点。

由于杜鲁门“见死不救”，宋美龄万里乞授不仅一无所获，而且还丢尽了面子。宋美龄不甘就此罢休，她于1948年12月6日和1949年1月15日连续两次发表公开声明，呼吁美国朝野人士一如既往，救助危难中的国民党政权，以免“大陆陷入中共之手。”然而，响应者寥寥无几。宋美龄自感“有辱使命”，愤怒之余，想一走了之，但又感到无颜见“江东父老”。1949年1月16日，这位“纽约荣誉市民”悄悄隐居进了纽约里弗代尔独立大道的孔家别墅，并命人拜访当时的驻美大使顾维钧，以了解美国对于南京方面要求它从中斡旋，以促成国共和谈的反应。6月12日，宋美龄又亲自召见顾维钧，以了解华盛顿的情况，并认为“目前的困境应归咎于美国国务院。”

8月5日，美国政府发布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推卸因国民党政权失败应承责任，为美国对华政策辩护，并断言国民党政权已腐败无能，无可救药。这一切让这位中国“第一夫人”非常伤感与愤怒。1950年1月9日，宋美龄在里弗代尔寓所向全美发表广播演说，向美国人民“辞行”，感谢他们“殷切的接待”。她无限伤感地告诉美国人民：“几天之后，我就要回到中国去了。我不是回到南京、重庆、上海或广州，我不是回到我们的大陆上去，我要回到我的人民所在地的台湾岛去，台湾是我们一切希望的堡垒，是反抗一个异族蹂躏我国的基地。”

为煽起“自由世界”的反共情绪，宋美龄有点口不择言。台湾是她的“人民所在地”，那大陆人民如何处理呢？这不等于自绝于大陆人民吗？国民党政权发动内战，花了美国援助的几十亿美元，在战场上较量3年失败之后逃离大陆，却说是遭到了“异族蹂躏”。宋美龄将中国人民的胜利看作是红色苏联对中国的“蹂躏”的结果，无疑是转嫁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的责任。

她讲道：“不论有无援助，我们一定打下去。我们数百万同胞正在致力于长期斗争。只要我们一息尚存，只要我们对上帝存有信心，我们就要奋斗，无一日之一时不用来为争取自由而斗争。”这番话无非是表表决心，撑撑面子而已。因为蒋介石政权腐败、专制、倒退已为中国人民、中国历史所唾弃。

“反共复国”

1950年1月13日，宋美龄灰溜溜地到了台湾，蒋介石亲临机场迎接。夫妻相见，自是一番寒酸苦楚。宋美龄强作笑颜与文武官员逐一握手，然后在蒋介石的陪伴下，驱车前往距台北8英里的士林区的一片树丛中的士林官邸。宋美龄梦想“反攻大陆”的台湾时代开始了。此后，一直到1990年9月离台，她在台湾前后活动达40年之久。

3月1日，应“非常委员会”的“要求”，蒋介石在台北复行“总统”职权。宋美龄身着黑色旗袍、满面笑容地陪同蒋介石出席“复职”仪式，继续享受“第一夫人”的荣耀。此后，由于蒋介石难改他的独裁本性，置“宪法”于不顾，几次“当选”为“中华民国的总统”，她也就一直是“第一夫人”，一如既往地与蒋介石夫唱妇随。而此时蒋介石的注意力放在“反共复国”上。为帮助丈夫获得“民众”的支持，以造成“反共复国”的“民众基础”，宋美龄自告奋勇出任台湾“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会长，以“文攻”、“心战”配合蒋介石的军事活动。

作为“第一夫人”，宋美龄在蒋介石参与的外事场合和外出视察时均相伴左右。蒋介石接见外宾时宋美龄是“夫人、助手、翻译”。在蒋介石的浙江话和英语之间，她是最适合的翻译；在蒋介石向外宾发表见解时，她是蒋记思想和观点的最好解释者；蒋介石宴请外宾时，她是名副其实的女主人。据说在蒋介石晚年病重时期，一些必须由蒋介石出场的外事场合，就由宋美龄代替主持。

然而，在蒋介石的主导下，台湾政治权力正在发生承传变化，逐渐形成以蒋经国为核心的权利中心。1954年“双十节”，国民党在台北阳明山召开“七全大会”，宋美龄被蒋介石圈定为“评议委员”，在“十一全大会”上又当选为“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评议委员”是蒋介石为在台的一些国民党元老和原军政人员设置的一个有权威而无实权的闲职。宋美龄成为头号“评议委员”，也就失去了在国民党内的实际发言权。联系到孔祥熙与宋子文的出局，这同时也意味着孔宋家族最终被逐出国民党的权力中心。为保持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宋美龄在台北官场大力培植由心腹、随从、助手等组成的“夫人派”。在她的安排下，一批骨干纷纷出任要职。蜗居台湾代表着权力范围的缩小，这让宋美龄对“共产主义”有切肤之痛。她抱怨说，美国拥有原子弹，“为何不炸中国大陆？美国太愚蠢了。”言谈之间，她经常是咬牙切齿，显得恨意十足。她发表了大量文章，做过多次演讲，宣扬自己的反共主张，吹捧蒋介石。

1952年8月，宋美龄亲自飞往华盛顿，与她的老朋友亨利·卢斯等人创建了“中国游说团”（又称“百万人委员会”）。后来游说团改名为“支持自由中国委员会”。1956年8月，宋美龄又发动她在美国的亲朋好友以及亲台人士组织了所谓的“院外援华集团”。这个集团鱼龙混杂，包括筹措基金的人、组织集会的人、打电话的人、外勤记者、跑腿的人、政论家、国会议员、五角大楼的将军和实业界巨头等，是个经济实力雄厚和煽动性很强的组织。它的管理工作、方针和主要财源都不是美国政府提供的，而是由宋美龄的家族和台湾当局支持和控制的。这两个组织的任务是不择手段地诋毁中华人民共和国声誉，竭力阻止其进入联合国，保住台湾蒋介石政权在联合国的位置。此后，她频繁地奔走于美台之间，精心策划“联合国代表权保卫战”，前后历时20多年。

1958年5月下旬，宋美龄又一次亲自出马，启程奔赴美国。名义上她是去美国休养，实际上，在美国她非常活跃，不断作巡回演讲，有时一个月里演讲三四次。在这一系列演讲中，她不厌其烦地批判斯大林、赫鲁晓夫所推行的外交、内政政策，也讲金门炮战和台海关系，对大陆推行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攻击更是不遗余力，以此来为实现“反攻大陆”进行舆论准备，争取岛内外反共势力的支持。她还游说美国协助台湾保卫金门、马祖，并要求美国当局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以实现她再次踏上大陆的梦想。宋美龄所遭遇的是1948年同样的命运。挫折、失败和寂寞，让宋美龄的心境陷入极度低潮。

江河日下

历史终究是要前进的。自1963年以后，许多与台湾当局有“邦交”的国家，转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58年9月15日，宋美龄尚在美国“访问”，中美两国政府就在波兰华沙进行了首次接触性谈判。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艾利诺·罗斯福建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大代表中国。美国的肯尼迪及约翰逊总统出于美国的利益，也明确表示不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一时间，台湾国民党蒋介石政权风声鹤唳。惊慌失措的宋美龄已不需要出访的任何“名份”。1965年9月，她急匆匆地赶抵美国，在各种场合发表讲话20多次，竭尽贬损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舆论，阻止中美改善关系，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一直活动到1966年10月才返台。

尼克松人主白宫后，台美关系更是江河日下。早在1963年，尼克松就撰文暗示结束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孤立地位的时刻指日可待。1970年2月，尼克松以总统身份向国会提交的第一个外交政策报告中说：“长远来说，如果没有拥有7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要建立稳定和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想象的。”与之同时，在他的主导下，美国政府允许具有特殊身份的美国人以观光名义访问中国大陆；允许美国人购买非以商业为目的的大陆商品；准许美国海外分公司往第三国和中国大陆进行非战略性物资贸易；同时停止提供F—5型飞机给台湾，停止美国第七舰队巡逻台湾海峡；恢复中美华沙会谈等等。通过采取这一系列实际行动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对于尼克松的举措，宋美龄只有望洋兴叹，无可奈何。1972年2月21日至28日，尼克松正式访华。2月27日，中美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128个成员国表决，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案并同时撤销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席位”提案。国民党代表团不愿等待痛苦的结局所带来的“污辱”，根据宋美龄指示，他们在投票之前就提前离开了会场。

宋美龄对美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心怀怨恨。同时，经过这一变故，她觉得在维护台湾与美国的官方关系方面已无事可做，便开始把精力转移到经营实业方面来，企图以实业为手段，推动“民间外交”。她投资500万美元开发了新墨西哥州的天然气，成为菲利浦石油公司的合伙人。1973年，她投资创办休斯敦的魏斯兰石油公司及天然气公司。1974年，她组织了夏延石油公司，并控制了大信托公司、西部石油公司和阿托卡铝探公司。

在经历了对美外交、“联合国代表权保卫战”的风风雨雨之后，宋美龄又在新的战场上寻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权利之争

作为蒋介石政权的继承人，蒋经国与宋美龄的关系的主流一直是隔阂与交锋。1948年，蒋经国到上海“打老虎”，整顿金融秩序，要查办宋美龄的外甥、宋霭龄之子孔令侃的扬子公司。但由于宋美龄从中作梗，此事不了了之。为此，两个人心存芥蒂。国民党败逃台湾后，宋美龄与蒋经国的权利之争继续存在，有时甚至是不可调和。蒋介石虽早已决定交棒给蒋经国，但在宋美龄与蒋经国的斗争中，蒋经国不一定占上风，而蒋介石也不时要让宋美龄三分。

1953年，国民党召开“七全大会”，展开党务改造，隔年进行中央委员党籍总检查。蒋介石指示要开除始终未归的中委。结果党部签报上来有孔祥熙、宋子文等13人。宋美龄疑心此事是蒋经国的主意，她表示了强烈不满，并质询蒋介石。事实上，蒋经国并非中央检查小组的成员，此事他并不知详。蒋介石骑虎难下，最后，不得不把原本已核定的开除案收回，改为“如无附匪及不法言行者，准予补发新党证”，保住了孔宋的党籍。

1972年蒋介石就任第五任总统，蒋经国即将接任行政院院长。他们确定了行政院各部部长。而孔令侃找到宋美龄，希望出任财政部长。此事得到宋美龄的首肯，她向蒋介石推举了孔令侃。由蒋经国主导的人事安排再次受到宋美龄的挑战，两人的矛盾进一步表面化，并导致了蒋介石与宋美龄之间的争执。最终结果是蒋介石父子与宋美龄各退一步，原定的蒋介石秘书周宏涛和孔令侃都出局，改由另外一个人接任。蒋介石为此事非常生气，并独自搬到阳明山竹子湖住了一段时间。

1967年，新闻局长出缺，宋美龄有意让她欣赏的陆以正出任，却被蒋经国封杀，换上了蒋经国喜爱的、常会博蒋经国开心的“东方朔”魏景蒙。

所有这些争执，表面看是宫庭权力之争，而骨子里是双方家天下的心理在作怪。从蒋介石到蒋经国这个父系权力传承主轴看宋美龄，也许这对宋美龄这位才能出众，却又身陷于传统豪门父权结构中的女性并不十分公允。蒋介石将社稷传子，显示了“家天下”的私心，而宋美龄在许多影响国家的重大事件上，过于偏袒孔家和宋家，事实上也是一种“家天下”的表现。只是她希望这个天下，孔宋两家能与蒋家分享权力，而不是由非她所出的蒋经国独占。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后，蒋经国已无所顾忌。他无法忍受她和孔家兄妹在背后说三道四，甚至遥控指挥，公开顶撞宋美龄。在多次意见相左后，宋美龄一气之下对蒋经国说：“好，如果你坚持己见，那就全由你管。我就不管，我走了。”此言正中个性好强蒋经国的下怀。当年9月16日，宋美龄因“身心疲乏”而搭乘“中美号”专机赴美“就医”。行前，她发表了《力勉全体国人》一文，开篇便说：“近数年来，余迭遭家人丧故，先是姊文庸之兄去世，子安弟、子文兄相继溘逝，前年蔼龄大姊在美病笃，其时总统方感不适，致迟迟未行，造赶往则姊已弥留，无从诀别，手足之情，无可补赎，遗憾良深。”

1986年宋美龄回台，1991年再赴美定居，其后仅在1994年曾回台短暂居留，探望病危的外甥女孔令伟。1995年适逢二次大战结束50周年纪念，宋美龄应邀重返国会山庄接受致敬，并发表简短谈话。此次华府之行使垂垂老矣的宋美龄重温了一场遥远的旧梦。

最后一搏

1988年，蒋经国逝世，由于其身前没有任命国民党副主席，国民党陷入领导危机。这时，宋美龄试图纠合旧势力，发动“宫廷政变”，以图控制岛内局势。

1月27日，国民党召开临时中常会，时任行政院长的俞国华提案由李登辉代理党主席。但中常会于25日接到蒋经国之子蒋孝勇的电话，表示衔宋美龄之命，以国丧未过，建议暂缓决定党主席接任人选。在这种情况下，多位国民党元老也显得迟疑徘徊。当时身为国民党副秘书长、资历尚浅的宋楚瑜慷慨陈词，说如果李登辉的代理主席案未能提出，“对党对国家的伤害，将一天大过一天”，进而宣称退席以示抗议，使得会场情势急转直下，李登辉得以顺利登上主席宝座。李登辉虽然侥幸成了气候，但是，沉潜在河流中的巨石并未消失。“蒋夫人”一直是李登辉真正接班的“梦魇”。

同年7月，91岁高龄的宋美龄出席国民党第13次全会，仅在会场停留20分钟。但她出场那一幕，颇有“母仪天下”的威仪。当天她穿着白底细黑花的旗袍，外罩黑色短衫，手里拿着并没有用到的拐杖，以微弱的声音说道：“各位同志，你们好吗?”全场爆出一声“好!”然后，她以“喉咙不大好”为由，请国民党秘书长李焕代为宣读一篇声明。

在这篇致词中，宋美龄显然已经接纳了李登辉，但是“创新而不忘旧，前进而不忘本，大树虽新叶丛生，而卓然置基于此，则赖老根老干”的内容，却对当时党主席李登辉规划的中央委员名单，造成微妙的政治效应。自此以后，随着台湾政治环境的开放，李登辉所代表的新政治势力，特别是“台独”势力的崛起，围绕在坚持“中国一统”理念的宋美龄身边的蒋家势力逐渐势微。

2000年3月，经由国民党发布的宋美龄吁党内同志支持连战任总统的公开信，曾被怀疑非出自其本意。因为包括宋美龄在内的蒋家人，早已被李登辉领导的国民党当权派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当时连战被认为是李登辉钦定的接班人，宋美龄是否真的支持连战，外人不得而知；但她总算顾全了国民党颜面，发表了拥连的支持信。

从代理党主席事件后，李登辉与宋美龄渐行渐远。但李登辉对宋形式上仍予尊崇，两人维持基本的礼仪。1994年9月，宋美龄返台，李偕夫人曾文惠并率四位国民党副主席接机。宋返美时李又以同样规格送机。宋美龄也送给李登辉一本名为《信仰上帝》的书。1997年宋美龄百岁寿辰，李登辉出席妇联会的贺寿茶会，称宋美龄“具有上帝的形象，所作所为都在上帝的道路上。”

但在李登辉口中具有“上帝形象”的蒋夫人过世后，他立刻撕破面具，指责宋美龄当年联美抗日，是拿钱到美国游说，是标准的“中国料理”。

过去蒋家政权是民进党念念不忘要推翻的对象。事实上，民进党在野时，在李登辉的纵容下，即不断解构蒋家威权。陈水扁任台北市长之初，就先拿蒋家开刀，拆除蒋介石次子蒋纬国的别墅，引起轩然风波。1991年9月，宋美龄离台赴美，携带近百件行李和使用公务护照，民进党对此大肆鞭挞，并质疑其携带“国宝”出境，弄得她非常狼狈。

李登辉的上台终结了蒋家政权在台湾的黄金历史，使宋美龄在岛内进退失据，并最终流落海外。

飘零美国

宋美龄于1975年9月移居纽约后，大部分时间住在孔祥熙所购置的长岛蝗虫谷巨宅。由于靠海，每逢秋冬，寒气逼人，交通又不便，如遇大雪，住宅顿成与世隔绝的孤岛。90年代后，宋美龄搬到曼哈顿一栋老公寓的9楼。这栋15层楼公寓面对公园，临近东河，颇有闹中取静之优。住在第五大道公寓的孔令仪和她的夫婿黄雄盛亦便于就近照顾她。彼时，对一生浸润于荣华富贵和享受无上权力的宋美龄来说，住在哪里都一样，权力没有了，“吾土吾民”的观念也就淡了。尤其是像她这样一个在美国成长、受过完整美式教育的人，落户“新大陆”显然远比住在风风雨雨的台北还要舒适、愉快。

由于老迈衰暮，亲人离去，故旧日稀。特别是孔令侃、孔令伟和孔令杰三个晚辈相继去世后，她不免有“杜鹃声里斜阳暮”的寂寥之感。只有每年的3月20日她的生日，受到晚辈们的祝福时，似乎才是她最快乐的时候。宋美龄日常生活更显平淡，深居简出，新闻界也不大报道她的消息。平常除了读书、看电视外，空闲的时间她多半用来看自己喜爱的《圣经》。

宋美龄的小字辈中时常来见她的只有孝章一家及蒋家友梅、友柏等“友”字辈。此外，虽然身边有30余位侍从人员侍候她，这些人大部分也是由台湾派来的，其中不少是蒋纬国的亲信，但他们与宋美龄并非血缘关系，貌合神离，不能给她多少温暖和关怀，也有许多人不想留在美国侍候她。为此，她真正尝到了“人去茶凉”的滋味。

在异国他乡，闲着无事，或因皮肤病夜间难眠，宋美龄常常挥毫作画，以消磨时光。客厅、卧室挂满了自己的杰作。偶有客人光顾，宋美龄就向他们炫耀一番，客人们连连称道。这些画也确实画得不错。除此之外，对于垂暮之年的宋美龄来说，她已不可能再有什么惊人之举了。令人遗憾的是，她始终拒绝作口述历史和撰写回忆录，对国史而言，乃是无可弥补的损失。

在宋美龄过世后，台湾的各方政治势力对她的评价各异。台北市长马英九（国民党）肯定宋美龄当年在“台美共同防御条约”上对国家所作的贡献。但独派立场鲜明的台联党批评宋美龄践踏台湾民主及人民。民进党部分台独顽固分子更是通过各种途径对宋美龄极尽羞辱。2002年，陈水扁夫人吴淑珍访美，有人把她与宋美龄比较，她竟放出狂言，说宋美龄是独裁者太太，她则是第一位政权和平转移选出来的总统夫人。

不论民进党过去对宋美龄如何评价，擅长政治炒作的陈水扁政府充分利用这位“独裁者太太”逝世的机会，打出厉害一击，提出在陈水扁过境美国时带褒扬令到灵堂致意，并想为宋美龄覆盖国旗。倡导台独的陈水扁向为蒋家所不容。蒋家最后决定，将宋美龄追思礼安排在11月5日，避开陈水扁10月31日的过境时间，使得想通过覆旗，能在总统选战上产生加分效果的陈水扁愿望落空。

宋美龄一生与共产党水火不容，但作为一名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影响的知名人士，她为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过重要贡献。特别是在晚年，她反对国家分裂，期盼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和中华民族兴盛，具有中华民族的传统气节。10月24日，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给宋美龄亲属发去唁电，对宋美龄的逝世表示了深切的哀悼。11月5日，受全国政协的委托，中国驻美国大使杨洁篪参加了宋美龄女士的吊唁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