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秀飞:我在涪陵攀华工作期间的难忘经历
2023-09-19

一转眼,我已于2022年7月退休了,虽返聘中冶赛迪集团继续忙于我钟爱的涂鍍专业技术工作,但回顾自己40年的科技职业生涯,记忆最为深刻的是我从江苏张家港来涪陵攀华工作的五年半时间,这也是我人生中的黄金年华,令我终身难忘。

际遇攀华使命感召

我原是老家江苏如皋的国营江苏省如皋动力机厂工程师。上世纪90年代,我在该国营企业工作了15年后,受到改革开放大潮冲击,加之国营企业都不太景气,我毅然辞去国营企业体制内的“铁饭碗”,跨过长江,应聘到韩国浦项在张家港的镀锌板工厂。镀锌板是钢铁材料中加工深度和技术附加值最高的一种产品,代替热轧板用于生产汽车,可大幅度降低汽车重量、延长使用寿命;用于制造家电,能使家电更加靓丽美观、经久耐用;用于装修建筑物,能够降低成本、减少资源消耗等。浦项是全世界最为先进的钢铁企业之一,我有幸进入了涂镀板行业领先梯队的外资企业,并经过我的不懈努力作为,很快就成为张家港浦项镀锌板厂职务最高的中方员工(担任厂长助理)。

当张家港浦项的镀锌板投放市场后,华东地区原先做镀锌板进口贸易和武钢、攀钢镀锌板生意的客户纷纷成为了我们浦项的代理商,其中就有现在涪陵投资办厂的攀华集团老板李兴华。开白铁皮作坊起家的他,已在重庆西南铝实现了原始资本的积累。他曾坦诚地告诉我,他在将钢卷开成平板时,标准两米长的钢板实际只切一米九八(负公差两毫米)的钢板,就靠这两毫米的差价赚钱。或许就是因为他有这个靠加工生产赚钱的理念与手段,不久就想方设法买地建厂。在张家港,他从一条简陋的彩涂线开始,一步步建起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冷轧厂。当别的代理商还在买浦项的产品搞贸易赚钱的时候,他已经有了自己的产品和品牌,进而发展成了如今的攀华集团。

李兴华老板创办攀华集团的初期,靠的是从攀钢挖来的几个操作工和其他钢厂的退休人员,其技术力量十分薄弱,他就经常找浦项的韩方领导帮助他,韩国人念他原是浦项的客户,也热情地支持他。他也经常请我去讲课,帮助解决生产线的技术问题,于是我就与攀华有了交往、交集和缘分,攀华的老员工对我都很熟悉,也很尊重我,我也在技术上一点也不保守,全力全方位地教他们,他们也很感激我帮助他们提高了技术水平。有一次,攀华新投产的镀锌线入口处经常断带,一次断带的损失就是好几万元,他们怎么也解决不了,非常着急的请我到生产现场帮忙解决,我一到生产现场,就观察工人操作,发现是由于操作工按错了操作按钮造成的。操作台上设有“停车、快停、急停”3个按钮,操作工为了节省停车时间,直接按了“急停”按钮,迫使入口设备紧急制动,就拉断了钢带。我当场告诉他们事故的原因,叫他们立即纠正了这样的错误操作行为,从此不费1分钱就完全解决了他们的这个“大难题”。李兴华老板从中看到了我在技术方面的实力,想挖我到攀华上班,但我试探性地说出了略比浦项高一些的工资待遇时,他就感到很为难,说给我的工资开高了,其他人会有意见,如果同时提高其他人的工资,又会增加生产成本。我临走时,他拿了一个装满钱的信封给我,而我天生有知识分子的骨气与傲气,把钱看得很轻,怎么也不收他装满钱的信封。于是他又送给我两瓶“XO”洋酒,我推辞不了,也只好收下,但一直没舍得喝,很遗憾后来在搬家的时候被意外打碎了。

时至2004年2月,因张家港浦项的重点转向发展不锈钢,以及随着我国的国营和民营涂镀板企业的高速崛起与迅猛发展,浦项涂镀板在市场上的优势已不再了,我就决定离开工作了七年的浦项。但我没有去攀华,而是到了另一家宣称人性化的涂镀板企业。当我到了那家涂镀板企业后,就察觉到那家企业似乎与攀华走的是两条路线或两个极端,那家企业过于注重形式,而不注重生产,不像攀华那样,靠拼命赚钱来发展企业,而是靠贷款、包装上市来维持生产运转和继续投资。对比起来,还是攀华比较踏实,让人安心。于是,我就于2005年6月正式加入了攀华,第一次担任了攀华集团的总工程师,负责抓生产技术、产品质量和新产品开发。2007年9月,当攀华生产线稳定运行和产品质量进入平台期后,我见工作没有了挑战性,就离开了攀华,去了江苏常熟另外一家涂镀板行业上市公司工作,担任CTO(首席技术官)。但我仍与攀华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伴随攀华结缘涪陵

当攀华集团到涪陵投资建厂(在涪陵注册的厂名为重庆万达薄板有限公司,以下统称攀华集团涪陵公司)后,人才奇缺就成为攀华的首要问题,攀华老板多次派人联系我,诚恳邀请我到攀华集团涪陵公司工作。起初,我对远离家乡工作不太接受,但在攀华集团涪陵公司的总经理徐卫根和副总经理吴伟民不厌其烦地反复打电话动员催促我,我就答应先到涪陵工作一段时间,看一看生活、工作是否适应,视其情况再从长计议。于是,我于2009年9月份来到了涪陵攀华工作,第二次担任了攀华集团的总工程师,常驻攀华集团涪陵公司。

我刚到涪陵攀华工作生活,就发现涪陵与江苏老家的工作生活状况很不一样。如在地理环境上,江苏是一马平川,道路横平竖直,楼房布局有度,宽阔的公路,汽车、自行车、行人各行其道;而涪陵到处是山,城市依山而建,楼房鳞次栉比,街道峰回路转,出行就要爬坡上坎,且公路上的汽车与行人熙熙攘攘地挤在一起,又如风土人情、饮食口味也差别很大。然而,祖国大西南广阔的涂镀板市场,深深地吸引着我投身其中,并预感到一定会大有可为。

当时,攀华集团涪陵公司刚刚建起了第一条彩涂生产线,立即从江苏发镀锌基板到涪陵加工成彩涂板销售,就一举成功、一炮而响。在市场上的竞争对手只有“远道而来”的三峡全通,而三峡全通的产品时有时无,后来甚至还倒闭了,攀华的产品就成了抢手货。因销路不成问题,加之技术又是从江苏移植过来的,生产问题也不大,当时最为迫切的问题还是管理与用人的问题。在民营企业做管理工作,什么都得做,我也不例外,虽然担任的是攀华集团的总工程师职位,刚来到涪陵后的大部分工作却是与外部的联络联系和招聘人才等,于是我也接触了不少技术工作以外的人和事。

我在涪陵待了一段时间后,还发现涪陵与张家港的差异不仅是在地理上和风俗上,更大的差异是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上,尤其是当一家企业到新地方落户之后,需要尽快与当地政府、民众融合,取得相互理解、支持和配合。到涪陵建厂,既要推平地理上的山丘与距离上的阻隔,更要消除地域习惯上的差异和思想认识上的藩篱。比如说,有涪陵的干部悄悄地问我,攀华是不是真的很有实力呀?李兴华老板说投资的那些设备非常贵,是不是真的呀?也有部分攀华人员对涪陵的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多有抱怨……。

在我初期认识的涪陵区领导中,我很佩服李景耀和李谨两位区领导,他俩多次考察攀华后,对攀华很有信心,与攀华人联络感情也十分真诚到位。他俩知道有人在背后说涪陵不吉利的坏话,比如说涪陵是“陵墓”,寓意不好,投资没有前途……。对此,他俩就正面宣传,巧妙地宣称涪陵的读音是“福临”,即涪陵是幸福来临的地方,……还专门介绍书法家为李老板书写了“福临”二字条幅,让李老板挂到了他办公桌后面的墙上。又对李老板说:我们李家与涪陵天生有缘,你看我们都姓李,都是李白的后辈,“李渡”就是我们李家的渡口,你兴华兄弟在涪陵投资更是上天的安排,你看涪陵的主干道是“兴华路”,不是早就预示着你兴华兄弟来涪陵投资必然会“一路顺风”“一路凯歌”,定会取得成功吗?天下的老板似乎都相信命运学说,人人都喜欢听吉利话。当然这些吉利话也都说到李老板的心眼里去了。后来,“涪陵——福临,幸福来临”还真成了涪陵的广告语。

有一次,李谨带着几位区领导到攀华工地上视察时,李谨问我,你是新来的老专家,你说这些设备是不是很贵?我们区上提供的“招商引资”条件是不是很实惠实在?我当然是点头称“是”!由于我十分真诚而直率的回答,让来攀华视察的领导们紧锁的眉头顿时舒展开来。我从中感悟到了涪陵区的领导们对招商引资的迫切感和谨慎态度,也看到了他们的执政睿智和博大胸怀。

后来,我还知道了攀华选择涪陵投资的另一层“内幕”,李兴华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在投资选址方面也是精明透了的,他看准了重庆直辖和西部大开发的商机,确定在重庆投资,但选择具体的投资地点就成了他“投注”的“王牌”,他分别在重庆的两个区进行洽谈比选,这样既能把重庆的招商引资政策摸得透透的,又让两个区相互“攀比”,竞相开出更优惠的条件。由于另一个区离主城更近,李兴华最初是想到那个区投资的。但经过李兴华的反复比较,最终还是选择投资涪陵。攀华一期项目的投资选址我没能参与,二期汽车板项目选址,我是全程参与了的。我曾经到那个区进行过调研考察,发现那个区的干部口头上说得非常好,但实际上连土地也是一块画的“饼”,说是只要建一个隧道,再炸掉几个山头就行了。而在涪陵区,在攀华一期项目旁边,工业园区领导不管攀华是否决定继续投资,二期项目的土地早早就平整准备好了。对比起来,谁都会选择投资涪陵。后来,我有一次在重庆参加九三学社活动时,遇见已经离开了那个区,到另一个区担任副区长的一位当时参与洽谈的同志,他也是九三学社社员,谈起来就比较坦诚,他说那个区在失去攀华汽车板招商项目后,进行过认真的反思,觉得工作没有做到位,与涪陵在招商引资方面的真抓实干、落实落细有很大差距。再后来,成功将攀华招进涪陵的汤宗伟、李瑾两位区领导都调到国家级经济开发区——重庆两江新区担任主要领导去了,肯定与涪陵区的招商引资工作成效显著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或许还成功招进攀华有着一定关联。现在回过头来看,从招商和投资的角度出发,攀华需要涪陵,涪陵也需要攀华,直到现在,涪陵新区最大体量的企业还是攀华。李兴华曾多次讲,投资要顺应国家的政策,攀华已错过了浦东大开发,不能再错过西部大开发了。对于李兴华投资涪陵的战略眼光,我是高度赞赏与评价的。

我为涪陵攀华代言

自从我前一次,与区领导李谨“一问一答”“一唱一和”,成功说服了来攀华视察的其他区领导之后,我就逐渐成为了涪陵攀华的代言人,经常对外宣传介绍攀华在涪陵的投资成就和涪陵的优良投资环境。我不但自己设计宣传板报,把攀华生产线的科技特点、产品性能、市场前景介绍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且只要有外地客人来攀华参观访问,几乎都要我出面接待,尤其是地厅级以下的领导来视察攀华,都是由我接待讲解。或许是因为我是攀华集团的总工程师,从事技术工艺的总负责人,加上我擅长宣讲,客人们都很相信我的话,听了我的介绍讲解,大多都很满意,也加深了客人们对涪陵招商引资政策、对攀华投资项目的理解与认知。因我的普通话讲得不够好,带着浓浓的江苏口音,就常问领导们、客人们能否听得懂,就有领导、客人打趣道:“外地口音加花衬衫,不正是是外来投资商的标志呀!”常常引得现场客人们的哄堂大笑,在这笑声中更加融洽了气氛,也拉近了攀华与地方政府、外地领导及客人们相互之间的距离。

记得有一次,在接待张轩副市长时,她对我和现场的人说,冷轧线我在国外参观过,但外方说要保密,什么也不肯介绍,只说技术非常先进,设备都在卷帘门内,干巴巴地走了一圈,什么也没看到,没有想到我们重庆也有了这样的设备,而且是自主研发的!于是,我当场打开卷帘门,并笑着对张轩副市长说,这是咱们重庆自己家里的设备,今天让您看过够!我仔细向她介绍了设备的结构原理、生产工艺等,并自豪地说是我们攀华与西重所、燕山大学一起研发出来的创新成果。张副市长听了非常高兴,立即把重庆市科委徐青副主任介绍给我,当面指示重庆市科委要好好支持攀华。有了张副市长发话,就为我后来为攀华成功中标多项重庆市科委的重大科研项目和荣获多项科技进步奖铺平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涪陵的攀华项目是当年重庆市招商引资的“一号工程”,重庆市的领导们都非常重视,经常深入攀华视察、检查,只要有副省部级以上的领导来攀华,李兴华老板都要从江苏飞过来接待,当然还是由我预先安排好样品、展示品,准备好宣介材料等,并负责协助李兴华老板回答领导们提出的技术问题。我在涪陵攀华工作五年多时间里,曾参与接待过张德江书记、黄奇帆市长等省部级以上领导。张德江书记曾在我撰写提交的建言献策材料上作过重要批示,为我后来主持或参与制定国家、行业技术标准叩开了大门,曾在涂镀行业中传为了一段佳话,我已将张德江书记视为我命中的“贵人”,能够在攀华亲自接待他、亲眼见到他,我深感荣幸、倍感亲切。黄奇帆市长几次来攀华视察,我都参与了接待,我也曾几次到市上参加过黄奇帆市长主持召开的会议,对他的睿智、妙语多有领略。市经信委经常组织人来攀华学习参观,时任市经信委主任沐华平是我们江苏人,作为清华博士的他,曾多次陪同上级领导来攀华视察参观,因他对技术很感兴趣,我俩很容易聊到一起,在他的主导下,市经信委扶持资助攀华项目的力度很大。

在我接待的外地客人中,有一位来自山东乳山的李洪义书记,他一进涪陵攀华车间大门就发出感叹:“如此大体量的工厂,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我当然为他进行了重点详细的介绍,因此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没想到,我与李洪义书记的缘分不只是这一次参观接待,李洪义后来竟然成了涪陵区的副书记、区长。当我作为涪陵区政协常委出席涪陵区政协四届二次会议时,我与刚就任涪陵区政府区长的李洪义一同坐在主席台上,我就向李洪义区长要到了他的手机号码,并很高兴地报告给了李兴华老板,李洪义区长后来给予了攀华很多的支持与帮助。

科学处置安全问题

没有想到的是,李洪义以区长的身份到攀华,竟是“兴师问罪”来的。他带着一行人,态度很严肃的下了车,不再听我们汇报攀华投资的成就,而是急匆匆地直接走向了液氨贮罐旁边,问我安全措施是怎么搞的?我这才看清了他身后是区安监局的领导及工业园区的工作人员。由于当时全国发生了多起氨气泄漏爆炸事故,而攀华液氨的贮量是发生爆炸案例的几十倍,加上攀华的液氨贮罐场的施工与国家规定略有欠缺,于是安监部门“如临大敌”,作为重点安全隐患报告给了新任的李洪义区长,李洪义区长也被吓得不轻,就立即前来现场办公“一问究竟”。

我当即向李洪义区长一行人解释说明,攀华的液氨贮罐虽然容量大,但是由正规设计院设计的,设备都是经过严格检验出厂的,设备建设在空旷的露天,通风条件很好,而液氨的沸点在零下30多度,“万一”泄露出来,哪怕是冬天也会蒸发成氨气,又因氨气的比重比空气还轻,会迅速扩散,随风飘走,不会造成氨气聚集而发生爆炸。当我这番“有理有据”的解释说明完后,在场的区安监局领导和工业园区工作人员都一声不吭。李洪义区长转过身,对区安监局领导大声道:“在我面前说得多么多么危险,在许秀飞的面前,你们怎么又说不出一句话了?”我见状,又为区安监局领导“解围”:“安监局的担心也不是多余的,因为液氨贮罐场是要进行安全评估的,因攀华这样规模的工业用罐还算是小型的,企业自身组织专家评估即可。这样吧,由你们找信得过的专家,我们企业出咨询费再进行安全评估,正式向你们提交书面的安全评估报告。”于是,李洪义区长当场拍板指示由工业园区去请专家来进行安全评估。

不久,工业园区就从重庆市里请来了3名“安全评估”方面的专家,我与专家的交流、沟通、协商起来就更方便、更顺畅了,加之我是主持或参与制定过“标准”的人,对国家相关标准及规范的要求相当熟悉,我和他们一起认真严格地收集数据,对照国家相关标准及规范写出并提交了《安全评估报告》,一方面作为要求操作人员严格执行技术规范,另一方面作为工业园区安全监督管理的参考依据,终于让包括李洪义区长、区安监局领导、工业园区领导在内的各方人士悬在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妥善处理安全事故

虽然对外,我很自信、强势地解释或宣示攀华的设备是安全可靠的;但是对内,我还是十分严格地对管理人员和操作工人进行安全教育与警示,常常严苛要求大家以如履薄冰的心态对待安全生产的各个环节。然而,安全工作事无巨细、点多面广且防不胜防、节外生枝,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攀华在张家港厂区的炉子热源使用的是电力,而涪陵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炉子热源就使用了天然气,因除我以外的人员都是第一次接触天然气,在工厂内部对天然气安全的管理都十分小心,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故。但在工厂之外,却发生了一起重大安全事故——天然气供气管道被攀华二期平整土地的施工施工作业挖破了。

天然气管路的保护有着严格的标准与规范,其管路必须建设隧道,并在地面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不允许在安全距离以内施工作业。然而,攀华二期工程施工场地四周全部都是乱石头,天然气管路的隧道也被石头填满了,标志也不知到哪里去了,攀华二期工程挖土平地的施工人员不小心就将管道挖破了,大量的高压天然气一下子从管道内涌出,好在厂内管理燃气的操作工反应很快,一见气压下降,立即关闭了总阀。加上是天然气,比重比空气轻扩散快,没有引起爆炸事故(如果是液化石油气,那次非发生严重爆炸事故不可)。因当时负责攀华集团涪陵公司全面工作的吴伟民回江苏休假了,留在涪陵当班的攀华管理人员中职级最高的是我,挖坏管道的事情就摆到了我的面前。我第一时间,一边电话向李兴华老板作了汇报,一边立即组织抢修。我深知如果不尽快修好管道、恢复生产,不仅影响到企业的生产与效益,而且影响到企业的声誉与形象,万一被安全监管部门作为重大安全责任事故通报,并责令攀华进行全面整改,那就更麻烦了。抢修燃气管道的正规渠道是报请重庆市燃气公司,如果那样就“耗费”时间很长,还会“麻烦”到政府监管部门。我就跟重庆市燃气公司李渡气站的负责人说,暂时不要上报,我们自己想办法处理。诚然,抢修燃气管道单靠攀华内部力量是不能解决处置好的,可能还会留下更大的隐患。我想到了涪陵天然气公司,此前我们有过接触,他们的服务态度很好。果然我的电话打过去后,他们当即表示:涪陵优化发展环境推行“企业无小事”,你们企业遇到的难事就是我们应该解决的急事,我们立即停止其他施工项目,以最快的速度前来为你们抢修。连收费也没有提及,让我十分感动。我立即安排做好抢修现场的清理、准备工作,如把事故点管道四周的土石清除干净,清理现场通道等只等抢修队赶来时就能直接抢修管道。但涪陵天然气公司又来电话告诉我,公司仓库没有相同规格的管道,问我们攀华有没有此管道备件,我回答说攀华根本没有,且很着急地请求他们无论如何要千方百计帮我找到。结果,他们还真的是从另外一个工地上“偷偷”锯了一节管道带来了。我又是递烟又是递水,感谢他们排除万难及时赶来帮助抢修,他们说天然气抢修队天生不抽烟,只匆忙喝了几口水就开始抢修作业了,让我更加心生感激与敬佩。

再说,在攀华张家港总部的李兴华老板接到我的事故报告后,也立即组织徐卫根、吴伟民等公司领导商讨处置解决方案,毕竟远水解不了近火,只能干着急。于是,李兴华老板要求吴伟民提前赶回涪陵妥善处理事故。结果吴伟民来涪陵的准备还未做好,我这边的事故已经处理完结了。从出现事故到联系抢修再到恢复供气,只用了短短的四个多小时。这就是涪陵优化发展环境带来的“奇迹”。

想方设法招工培训

如果说,攀华在涪陵投资赚钱与涪陵区招商引资谋求发展的目标一致、殊途同归,经过相互磨合、精诚协作和互惠驱动,就能实现共赢致远。但攀华老板的利益与攀华员工的利益就很难“磨合”“调处”,雇佣关系之间少不了矛盾纠纷,如果解决不好矛盾纠纷、平衡不好雇佣关系,其“用工难”就必然成为攀华的头等大事、要事或难事。

在张家港,攀华与当地其他工厂一样,招工、用工的对象大多是外地来打工的年轻人,是非常职业化的劳动力资源,这些打工者们能够做到一门心思放到工作上,且总想通过在工厂多劳动来多得到收入,许多工厂采用的是12小时工作制,工人拿1.2至1.4倍的工资,企业老板省了钱,员工收入也高了,双方实现了双赢。但在涪陵,攀华与园区其他工厂一样,招工、用工的对象普遍都是涪陵辖区“故土难离”的农村户籍人员,因他们家里还有“一亩三分地”的生产资源与生存来源,故将务农视为主业,只将打工上班当作是创收的副业。加之涪陵的女人较独立,男人挣钱养家的压力不太大,且“安于现状”“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等消极的思想观念意识根深蒂固,尤其十分排斥长期辛苦而规制严格的打工工作,很难成为职业化的企业员工。要使攀华招到工人,并将工人培养成能够驾驭现代化涂镀生产线的操作能手,是我作为攀华总工程师兼技术部长和人事部长的棘手问题。我经过反复调研思考,采取了对外加强招工宣传与对内加强员工培训“并行并重”“齐头并进”的方法。我组织发动手下的质检员们(多数是女质检员),并亲自策划编印了大量的招工海报,让质检员们分别到涪陵的主要乡镇张贴,哪个乡镇打来的咨询电话多,我就表扬负责那个乡镇的质检员。我又与涪陵区人才中心联系,将涪陵区人才市场最好的摊位留给我,我再让质检员们统一佩戴起攀华的红绶带到涪陵区人才市场,担任攀华的招聘人员。我们攀华的招聘台与其他企业的招聘台不一样的是,其他公司招聘人员在招聘台内坐着,应聘人员在招聘台外站着填表或咨询,而我们攀华的招聘台是把椅子放到招聘台外面,让应聘人员坐着填表或咨询,招聘人员在招聘台内站着指导应聘人员填表或答询,这让应聘人员受到了攀华的尊重与感召。我们一场招聘会就招聘了150多位初选人员,一改之前“招不到工”的困境,还变成了攀华挑人的局面。甚至于,我还为攀华张家港总部的工厂招聘输送了不少涪陵籍的操作工,缓解了攀华张家港总部工厂的“用工荒”。

对于培训员工,更是我的专业擅长、拿手好戏,全国几乎所有的涂镀厂都用我的著作作为培训教材,当然对自己供职企业——攀华集团涪陵公司的员工培训起来就更加得心应手。虽然,攀华集团涪陵公司生产线人手十分紧张,但是,我仍坚持“不做好安全教育,不做好基础培训”,决不让新进厂的员工进场作业。我还学习效仿毛泽东“整军肃纪”的重要法宝《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编制印发了《攀华新员工纪律守则》,用简单可行的几项要求,就“潜移默化”地让新进厂的员工由社会人员逐渐转化成了有组织、守纪律、懂知识的职业工人。我也发现涪陵本地的工人并不是一团散沙,只是职场“小白”,与稍有基础而“自高自大”的所谓“熟练工”比起来,更有“可塑性”“成长性”,你教什么他们就学什么,你叫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通过很短期的培训,他们就能进场作业且“好用”得多。我又制定了“星火”计划,充分发挥质检员“种子选手”的“现身说法”“言传身教”作用,对质检员充分进行集中培训“缺陷分析”技术后,再派到各个车间工厂去向周围作业的员工传播“燎原”,使得攀华员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得到了提高。

涪陵攀华的员工令我很佩服的还有对公司财产的爱护。在涂镀行业的其他企业中,有的出现过重大团伙盗窃案件,有的因赌博常有小偷小摸行为,也有的化验员因受贿“改化验单”违法被严厉查处。远离家乡来涪陵投资“担心并防止财产失窃”是李兴华老板的心病之一,也是我们攀华在涪陵管理人员的工作重点之一。虽然,公司在厂区围墙上安装了电网,在大门、车间等重要部位都安装了监控,而在春节等节日放假期间,只有安排老板放心的人在涪陵值班护厂才能安心过年、过节。可事实上,我在涪陵攀华工作期间,都没有发生过生产线员工的盗窃事件,足以说明涪陵人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知法守法”的本分公民。

成功开发硅钢产品

当然,我在攀华工作的主要任务还是负责技术工作,我也是奔着攀华二期汽车板项目来攀华、来涪陵工作的。我的职责作用主要有三大方面:一是解决生产现场的重大质量问题,直接管理质检员队伍;二是开发新产品,特别是汽车板;三是组建研发中心,申报各种技术研发项目及其申请获得政府补贴资助。

对于攀华投资涪陵的一期项目,其实是攀华现有镀锌板生产技术从张家港“移植、复制”到了涪陵,在生产技术上并没有太大的挑战性,在解决了招工问题和质检员、操作工的培训问题之后,其生产就投入了正常运行,也没有发生重大的质量事故,需要我亲自到车间现场解决的问题并不是很多。对于产品质量及质检员的管理,我也是综合借鉴了浦项和各相关企业的先进经验,精心编制推行了攀华的产品标准、工作标准、考核细则等一系列精细化管理制度与规范,各工种、岗位都能严格遵照执行并落实到位,基本上不用我过多的操心。

在攀华一期项目建设期间,李兴华老板发现电工钢利润很高,就在一期项目的基础上增加了电工钢项目。电工钢对于攀华、对于我来说都是全新的领域,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但正合我的创新“味口”。因攀华生产电工钢是一张白纸,就委托设计院照抄其他企业的电工钢生产线而建成了攀华的电工钢生产线,又因设计院不懂设备调试和操作,故请来了武钢的专家,于是我又像当初在浦项跟着韩国专家调试镀锌板生产线一样,紧紧的跟着武钢专家一步不离,不懂就询问,不会就请教,把整个生产线弄得透彻烂熟,把武钢专家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也记得清清楚楚。晚上,专家回宾馆休息,我就熬夜整理笔记。电工钢生产线有两大重点,一是“退火”,二是“涂层”。对于退火而言,我是学金属材料和热处理的,对材料退火原理非常熟悉,只不过是在电工钢领域的应用而已。在涂层方面,我有镀锌钝化和彩涂涂层的基础与技能,再加上自学过相关物理化学知识,也很快把技术要领悟透了。

公司内部的生产技术问题解决后,就是解决原材料的采购和产品的销售问题,在对外洽谈方面,攀华的销售人员只是洽谈价格,技术协议都是要我去洽谈。

原材料的热轧板是从重钢采购,而在确定好价格的前提下,再洽谈技术协议,对我来说是很被动的,技术要求高了,对方因成本增加而不同意,技术要求低了,当然不能生产出合格的电工钢产品。这之前,我曾与重钢研究院的几位院领导和相关人员多次打过交道,我以真诚和谦逊的态度赢得了他们的信任,相互之间交流沟通非常融洽。我们都是第一次接触电工钢,于是就一起研究电工钢的技术标准,分析为什么设计这样的化学成分和其他技术要求,从原理上共同探讨,我们双方都不分彼此且目标一致,经过多场“头脑风暴”,终于确定了双方一致认可的技术协议。然而,当时重钢没有无碳钢包,钢水增碳严重,不能达到我们对电工钢原材料(专用热轧板)的技术要求,加上重钢经营又十分困难,要为攀华专供电工钢原材料的专用热轧板,须购买无碳钢包的压力很大。我就耐心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说电工钢利润很高,攀华老板为此投资了近十亿元,而你们只要投资几百万元,肯定是会赚回来的。我的真诚与“算账”打动了重钢研究院的领导,他们很快就打报告增加研发投入经费,购买了无碳钢包,终于将生产电工钢的原材料——专用热轧板的供应问题解决了。后来,我与重钢的合作,一直非常默契、非常融洽,我们攀华有什么要求,他们重钢尽量满足,他们重钢供应的原材料有什么瑕疵,我也能够想办法弥补“消化掉”,不让他们为难,因为我只要提出异议,他们就会遭受损失,责任人员还要被扣罚奖金等。我现在说这样的大实话已不要紧了,可当时千万不能让攀华老板知道这样的实际情况,因攀华老板对外交往的原则是“只能要对方让步,不能给对方让步”,只要有“让步”的言论,就有“收贿”的嫌疑。但我自来是“行得端、走得直”,也从来把钱看得很轻,更不怕有小人告状诬陷。

攀华老板精明得要命,有个电工钢销售客户也是攀华项目所用电机的供应商,但要想拿到攀华的电机货款是很难的,只能用电工钢板“冲抵”。于是,攀华老板叫我不找对方的采购经理,而是找对方的销售经理,销售经理为了能够把欠的电机货款用电工钢板“冲抵抹平”,当然极力配合促成从攀华采购电工钢板。但“丑媳妇终要见公婆”,不经过采购经理的验收合格并签字,肯定是交不了货的。也与重钢打“交道”一样,价格已是双方老板谈好了的,我再去与采购经理谈质量协议,当然会遭到对方采购经理的抵制。我几次上门都吃了闭门羹,不是说在开会,就是说有要事处理,只给我一个字“等”。我天生是个急性子,就怕办事拖拉怠慢。忍了几次以后,我就拦住他,不让他出办公室,并严厉道:“别说技术,就论年纪,我比你大十几岁,你这样对我礼貌吗?”他听了后就从包中拿出一个文件,说这是我们与某某钢厂签订的协议,你们就按这个去生产,不符合上面的要求,我决不验收签字。他走后,我翻了翻所谓的协议,竟然提出的技术指标比国家标准还高了两个牌号。因前期电工钢供大于求,采购方往往要求提高一个牌号供货,而他很过分地要求提高两个牌号,显然是在制造障碍。我急得在走廊里团团转,突然急中生智,不能只听他口说,我倒要看看他们在实际操作中是不是这样做的?于是,我悄悄摸进了他们的试验室,一边夸正在做试验的小妹妹长得漂亮,一边看她的试验操作,终于发现她在检验中的错误,于是问她,是不是所有试验员都这么做?她告诉我那个采购经理就是她的师傅,她的操作方法就是他教的。我一下子有了“修理修理”那个采购经理的办法。当那个采购经理再次回到他的办公室时,已经过了下班时间,他又说要急着回家,我拦住门口大声的对他讲,你别再跟我谈什么高要求了,你的检验方法,都是错的。你必须实事求是的跟我签协议,要不然我找你们老板,叫你吃不了兜着走。他见我态度很坚决,对我的技术水平也早有所闻,一下子“软”了下来,我又真诚和气地告诉他标准的检测方法,指出了他们的错误操作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终于使他心服口服、老老实实签好了我给他的技术协议。

当攀华的电工钢板生产线调试好了、原材料热轧板有了和电工钢板销售协议签定好了之后,就需要“真刀真枪”的组织生产了。但当时全国的电工钢板生产技术都不很成熟,我们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好在有钢铁研究总院和重钢研究院的支持,加之攀华电工钢板生产技术方面的事情,全都由我牵头负责。我大胆地带领攀华的研发工作团队,开展了设备和工艺方面的改进与探索,且不断总结革新,终于解决了一系列生产技术问题,有的甚至是行业公认的难题,试产后第二批产品就完全超过了国家标准的规定,达到了客户技术协议的需求。在产品销售方面,由于经过前一轮的交手,对方也没有再次刁难过,甚至把调试的产品也都帮助处理消化掉了。

科技成果奖项丰硕

我进入攀华工作的终极目标是希望在技术上有所提高。我到涪陵之后,发现涪陵对工业技术的需求很迫切,用现在比较流行的网络话说,技术人员发挥才能根本没有张家港那样“卷”,且区科委一班人的态度非常真诚,服务非常热情,这些正合我意,深感涪陵的科技工作生态很好。

由于我长时间在外资企业工作,外方领导对我们国内的技术职称不完全认可,就没有继续申报技术职称。我来涪陵后,就想在技术职称方面有所提升,而评定技术职称最好的敲门砖,无疑是需要有科技进步奖的加持。攀华在涪陵的工厂用了大量在张家港研究出来的技术成果,再加上合作方都是国内顶级大学或科研单位,论文和专利根本不缺乏。于是,我白天到现场处理技术问题,晚上静下心来准备报奖材料,在涪陵区科委的帮助下,第一次申报了一个在攀华“并不太起眼”的科技成果《钢板热镀锌降耗节能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就成功地荣获了2011年度重庆市科技进步三等奖,就凭这个奖项,我顺利地于2011年8月获得了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接下来,我又马不停蹄,趁势而上,决定每年都申报一个科技进步奖项目。第二年申报的《热镀锌加热炉热诊断技术的研究应用》又荣获了2012年度重庆市科技进步三等奖。当我连续荣获2项重庆市科技进步三等奖之后,就信心百倍地直接奔着重庆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去“努力进取”了。重庆市和涪陵区的人才政策很好,只要有重庆市科技进步一等奖,我就能破格晋升正高级的专业技术职称,能够当上教授级别的高级工程师,这当然是每一名科技人员追求的梦想。

2013年,我申报的是冷轧项目,冷轧设备技术有两个方面,一是机械设备(硬件),二是控制系统(软件)。机械设备看得见、摸得着,国内工程公司都可以方便地仿制国外的技术成果,但控制系统的程序被国外加密了,无法复制,燕山大学就自主研究设计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控制系统,且在攀华首次应用成功,其效果与国外的不分上下,我想获得重庆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应该没有问题,专业组初评也顺利进入“一等奖”的备选行列,参与了大会评选,但由于当时重庆市科技进步奖的一等奖只有6个名额,我们申报的项目《特高精度冷轧板全连续轧制技术集成创新与应用》评审打分排位是第7名,就与一等奖失之交臂,只荣获了2013年度重庆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好在,我还有一个备用项目,就是电工钢的成果。电工钢虽在江苏生产得较多,但在重庆还是第一家,再说是我一手研制起来的,写起材料来很有感觉,也能写出特色。为了能够以涪陵区的一等奖身份,去冲击重庆市的一等奖,我就在2014年涪陵区科技进步奖的申报材料中,选择了不接受一等奖以下奖项的选项,偏偏因为这一点激怒了涪陵区科委邀请的评审专家,据说他们连申报材料也不看,几位评审专家全部给了二等奖的得分,说以此“将”一下许秀飞,就看他要不要?涪陵区科委领导尊重了评审专家们的评审结果,只好发文给了我个二等奖。这件事对我的教育很深,说明“为人、做事只能谦虚、低调,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与认可”。但也丝毫没有消磨我的斗志和锐气,我在申报2014年度重庆市科技进步奖的时候,更加认真准备材料,反复修改打磨,并要求合作方补做试验,提供足够的支撑依据,尤其是既要表达清楚“创新点”,更要保证让评委们感受到技术上的难度。在答辩前也反复准备了一系列评委专家可能会提出的问题,备足了功课,答辩时的临场发挥也很好。最后,我主持完成并申报的《节能环保型无取向电工钢带关键技术开发与应用》终于荣获了2014年度重庆市科技进步一等奖。涪陵区的二等奖获得重庆市的一等奖,大家一看就明白,到底尴尬了谁?我后来发现,涪陵区科委调整了评奖程序,不再是涪陵区先评奖后,只将评上的区级一等奖推荐到重庆市参评,而是改为先报重庆市评奖,根据重庆市的评奖结果再来决定涪陵区的评奖等级。再后来,国家取消了区级以下的科技进步奖,涪陵就不再开展科技进步奖的评奖了。

议政建言成绩斐然

可能是由于攀华集团涪陵公司是涪陵区招商引资体量最大、科技含量最高的工业企业之一,我作为攀华集团的总工程师、无党派代表人士,并经常接待各方面前来涪陵攀华参观的领导,或因我以科技工作者诚实的态度获得了涪陵区科委领导的认可等缘故,我到涪陵的第三个年头,即在2011年年底就被涪陵区科委推荐为第四届涪陵区政协科技界别的政协委员,并在2012年初召开的涪陵区政协四届一次会议上,我又荣幸当选为第四届涪陵区政协常委。我能够成为涪陵区政协常委,是对我工作和为人的肯定与激励,也可以通过参加区政协的会议与活动,既能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和反映社情民意,又能交到更多的朋友,获得更多的信息,对为攀华办事、协调工作,以及自己的发展等都有好处。后来,我才知道,区政协常委的竞争、选拔非常激烈,据说只有处级领导干部才能担任,涪陵区区级部门的主要领导和涪陵籍的党外人士及无党派人士都安排不过来,能够让我这个外地人担任,足以说明中共涪陵区委、涪陵区政协和涪陵区科委的领导们是非常开放的、开明的。

我心存感激之情,决意不辜负涪陵区各级领导的信任,要尽力为涪陵区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工作多做贡献。我在担任涪陵区政协常委期间,年年都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所提意见建议,均从一名涪陵外来人员的视角出发,其表达或呈现或许更为客观、更有新意。我在涪陵区政协四届五次大会上,就作了三次大会发言,我每年的个人提案或联名提案都在3篇以上,曾多次接受过电视台、报社、电台的单独采访,也曾被评为区政协优秀提案和优秀政协委员。

涪陵区的民主党派组织活动非常活跃,我在参加涪陵区政协会议及活动中,接触到了不少涪陵区的民主党派人士,逐渐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及其政党方针、统战政策有了一定的认识,发现九三学社“爱国、民主、科学”的宗旨与自己的行事风格和志向追求很契合,加之九三学社历来都与中国共产党“志同道合”,是我国多党合作的8个参政党之一。于是,我有了加入九三学社的想法。

其实,我在刚毕业分配到最早就职的国营企业的时候,也是一名热血青年,积极追求进步,也写了入党申请书。有位热心的老书记就悄悄的告诉我,入党是要向党组织靠拢,而最好的办法就是请大家吃饭。我当时思想很单纯,反问道:入党是为了提高思想觉悟,请客吃饭不是降低了思想觉悟吗?加上我当时的工资很低,开支又很大,哪有钱来请客呀?为此,我不但没有能够入党,还成了知识分子思想落后的典型。当然,这样的国营企业后来也破产了。

我到了外资企业后,成了一名管理干部,若在国营企业肯定会优先发展入党的。但在外企当时还没有建立党组织,现有党员的组织关系只能挂靠在沙钢,加之外方领导要求党员过组织活动不能占用工作时间,不能占用公司的场地,不能大张旗鼓的宣传,……事实上,当时外企中的中共党员就成了“地下党员”,也就没有开展党组织生活,更没有发展党员了。

没有机会加入中国共产党,竟意外使我有机会能够加入我国的民主党派。我在2014年初出席涪陵区政协常委会议时,主动跟同为常委的九三学社涪陵区委专职副主委李云庆交谈,表达了我想加入九三学社的志愿。会议结束后,李云庆副主委请我一起找到也参加完会议的九三学社涪陵区委常务副主委、区政协城环委原主任黄为商谈交流,他俩当即表示欢迎,并愿意当我的入社介绍人,还详细介绍了加入九三学社的程序,邀请我抽时间去九三学社涪陵区委机关领取《九三学社章程》《入社登记表》等资料。在我提交了《入社申请书》《入社登记表》后,他们很快在2014年3月9日九三学社涪陵区委四届十八次全委扩大会上,经黄为、李云庆介绍和集体讨论通过,一致同意我加入九三学社,并报经九三学社重庆市委四届十九次主委会审议批准,我于2014年6月18日正式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九三学社社员。

作为九三学社社员,即使不是政协委员也能以民主党派成员的身份在各级民主党派平台和统战部门平台上参政议政、建言献策,这是我国政党制度赋予民主党派成员的权利和义务。我天生喜欢对各种社会现象进行观察、思考与分析,坦诚发表自己的看法。说来也怪,年轻时发表意见建议被别人讽刺为“老相”,后来成为了涪陵区政协常委、九三学社社员以后,发表意见建议就被夸赞为“真知灼见”,再后来成为了教授专家,再谈见解就被抬举为“大咖观点”。

当然,我认真撰写的政协提案、反映的社情民意等参政议政材料,其含金量也是很高的。譬如,我来涪陵攀华工作一年后,发现我国虽已开始在电冰箱等家电上贴上能效标识,但疏于工业设备的能耗管理,于是我撰写提出了“给工业炉贴上能效标识”的建议,此篇建议获得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的重要批示,由国家工信部办理落实时,曾委托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专门召开会议进行论证,专家们一致认为很有必要,于是开始制定推行了一系列的能效标准,且纳入了我国的“能评”。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提出并起草了多项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又譬如,国家于2015年将钢铁行业去产能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在全国强力推行。只有重钢一家钢厂的重庆直辖市,也要按一定比例拆除高炉、转炉。重庆市政府没有办法,只能决定将重钢的三号高炉和配套的转炉拆掉。虽然三号高炉未生产,但是刚刚从大渡口区搬到长寿区,并经过中冶赛迪的总包修复更新,使用了不少先进技术和环保设备,还未投产就要拆除对重钢是很大的损失,对中冶赛迪人的辛勤劳动付出,从感情上也不能接受。面对此情此景,我提出了“将过剩产能转移到‘一带一路’国家”的建议,其具体建议是将三号高炉和转炉都不要拆,而是断掉动力,只拆除皮带等连接件,暂时封存好,由中冶赛迪外贸部对外发布销售信息,当有“一带一路”国家需要时,再进行解体、打包,转移到国外。这一建议,很快得到了黄奇帆市长和沐华平副市长的重要批示,在专家论证会上,与会者一致称好,由时任重庆市经信委主任助理、原中冶赛迪咨询总监张义负责实施落实。当过了那阵风,且在重钢被宝钢收购以后,重钢又邀请中冶赛迪对三号高炉进行了改进,投入了生产。就是我的一个建议,使重钢免受了几十亿元的损失,也为九三学社涪陵区委、九三学社重庆市委乃至涪陵区增添了光彩,我以实际行动报答了培养我的中共涪陵区委领导、涪陵区政协领导、九三学社涪陵区委领导,以及涪陵区科委、区经信委、区人社局等有关部门领导。

精心构建质检体系

我在攀华的本职工作是搞产品研发、抓产品质量,最基本的工作条件是要有个理化实验室。起初,攀华沿袭了张家港的做法,在车间内建一个简单的化验室,检验方法与工艺也是照搬张家港,并招收普通的高中生做化验员。我发现化验的数据很不准确,无法满足冷轧板、电工钢板等新产品的研发。我始终认为数据的准确性是化验工作、产品质量的生命,为了加强质检管理工作,防止化验操作出现偏差,我决心打破车间生产人员只要“化验快”的束缚,经过耐心反复做攀华老板的思想工作,终于同意建立一个包含理化实验室的研发中心,并购买了光谱仪、拉力试验机和基本的化学分析设备等。

同时,我把车间现场的化验设备和化验人员都集中到了研发中心,统一化验管理工作,实时监督化验操作的全过程。为了加快推进攀华化验工作的提质增效,我决定招收化学专业的本科生来充实攀华的化验员队伍。我考虑到要优先解决涪陵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和为攀华培养“永久牌”的专业技术人员队伍。我就从长江师范学院招聘了2位涪陵籍的化学专业本科生,还邀请长江师范学院化学专业的教授来攀华公司指导化验操作工作,以及把化验员安排到长江师范学院化学实验室进行培训,又重新制定了攀华公司的化学分析规程,并严格宣贯执行,终于确保了化验数据的准确性。这也充分说明,涪陵的人才资源和教育资源还是很充裕的,对涪陵的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发挥出了很大的作用。过硬的化验检验团队,使我对攀华的研发和质量工作充满了更大的信心和底气。但后来因为攀华引进了一个“砖家”,在调试废盐酸制造氯化铁项目时,到李兴华老板那里打小报告说我们的化验数据不准,影响了调试进展。而我依然成竹在胸,没有看化验数据就往现场跑,发现废盐酸与铁的化学反应已经饱和,投进去的废钢根本没有溶解,当然成分不会有变化,当场戳破了那个“砖家”的谎言。那个“砖家”又用如簧的巧舌,使李兴华老板让他参加年终奖的发放,无缘无故扣了我好多的年终奖金。

在调试拉力试验机时,厂方派来的专家检测的数据始终不让我信服,我发现报告数据与实际数据存在系统性的比例偏差,要求他重新调整,并告诉他是“系数”搞错了,需要进行验证修改,但他自认为是他们厂里最权威的专家,坚持说肯定是准确的,以为我是为难他们。又找来他厂方的销售员,要请我吃饭、还要送东西给我,我当然严词拒绝。我要求他们找权威机构进行校验,如果是他们错了,费用由他们出,如果是我错了,校验费用攀华老板肯定不肯报销,我就自己出。他们见我如此坚决,只好照办。结果正如我所说的,是将标定的“系数”搞错了。对方非常惭愧,请他厂方的销售副总登门道歉,并邀请我去他们那里传授操作知识等。

我对钱是不太在乎的,如果说扣我的奖金是使我失去信心的话,在采购光谱仪的事情上,才导致我受伤很深。光谱仪是很精密的设备,普通化验方法不准,我可以纠正,但如果光谱仪数据不准那谁也没辙。因采购的光谱仪是攀华有史以来最贵的检验化验设备,对此我非常谨慎小心,经过反复调研后,我才决定采购一个知名品牌的进口设备,心想连隔壁比我们规模小很多的越盛公司都用的这个品牌,攀华当然应该不能比他们的档次低了。可偏偏申请交上去后不久,攀华的采购员提出要买价格略低的,但档次差很多的另一个品牌的光谱仪,理由是能省一分钱也要省,当然他不提数据准确的事。我又继续调研他们要买的那个品牌光谱仪的使用情况,结果发现实际使用情况很不好,用户普遍后悔,而且发现其他单位采购的价格与攀华的采购员说的不一样。于是,我利用回张家港休假的机会,用张家港的IP地址与对方销售人员取得了联系,聊了几个回合,对方就说,他们是新开发的产品,公司有特别的推销费用,每台可以给“回扣”4万元。我终于知道了攀华的采购员为什么如此坚持要采购那个品牌光谱仪的原因了。

我当时想得比较简单,把我了解到情况如实向李兴华老板汇报了,答复说要查一下。但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没几天李兴华老板给我打电话说我是诬陷采购员,说我是贼喊捉贼,是我为了拿“回扣”才坚持要买贵的光谱仪。我怎么解释,甚至把在浦项工作期间不拿他的讲课费用的事也翻出来证明我的清白,但李兴华老板始终不肯相信,仍然误解冤枉我,让我人格受辱,使我非常伤心。这是我毅然决然离开攀华的最大原因。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采购员的后台是李兴华老板的“小管家”,所以我的话李兴华老板是听不进去的。再后来,那个“小管家”可能因为太受宠了,甚至管起了李兴华老板的家庭事务,结果被李兴华老板一脚踢出了攀华大门,而那个采购员虽然新买了房子、车子,但他天生没有“福气”享受,才30多岁的年纪就被阎王老爷请到“阴曹地府”去了。这应了一句老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

开发汽车板的遗憾

前面说过,攀华吸引我的最大亮点是二期汽车板项目,只有掌握了汽车板生产技术,才能达到涂镀界的顶峰。我后来发现攀华二期汽车板项目的设备与高档汽车板的要求还有差距,且缺少一贯制的制造流程,肯定困难很大,但我仍抱着一丝希望,哪怕能研制出最普通的汽车板也好。再说,在重庆区域内生产汽车板产品的意义太大了。重庆是我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基地,偏偏当时重庆区域内没有一家汽车板厂,每年都需要从国内外采购大量的汽车板,几大著名钢厂都在重庆建有汽车板剪切配送基地,有的钢厂还建有几个。另一方面,重钢当时是全国最大的船板制造厂,而造船厂大多在“长三角”地区,重钢从国外经过长江把铁矿石远道运回来,生产成船板后,又从长江把产品运到很远的长江入海口地区销售,是典型的“两头在外”,因受运费成本高企的拖累,使得重钢亏损严重,如果重钢能够与攀华联手合作,重钢生产热轧板,攀华深加工成汽车板销售,那可就打通了重庆的产业链,对重钢,对攀华,对重庆众多的汽车生产厂,对重庆的经济发展都是多赢互惠的大好事。

于是,我跑重庆市经信委、重庆市科委,力争得到有关市级部门的支持。特别是,我利用李兴华老板是重庆市人大代表的机会,写了一篇“关于支持重庆战略产业发展”的人大代表建议,我擅长写文章“议政建言”的特长再次发挥了作用。这一件人大代表建议,被作为重庆市人大重点交办的建议案,由重庆市政府副市长陈和平亲自督办,陈和平副市长从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亲自召集市政府办公厅、市经信委等部门的领导专题研究,并决定交由市经信委牵头办理落实。当时重庆市经过黄奇帆市长的亲力亲为,成功组建了重庆地区的笔记本电脑产业链,使笔记本电脑的生产在重庆从无到有,还成为了我国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市经信委主任沐华平也很想借此手法办理落实人大建议案,来加快完善重庆的汽车生产产业链,使重庆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汽车生产基地。于是,沐华平主任连夜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决定由重钢、攀华、重大、长安组成产学研、上下游联动的产业创新联盟,由市经信委投入20亿元的产业发展基金,待该产业创新联盟运转正常后,就将它包装上市,再将产业发展基金退出来。这是谋划了好大的“一盘棋”,绝对是一个大手笔,我听得浑身热血沸腾,可李兴华老板却很“务实”,当面跟沐华平主任讲,你还是多给我一点民营经济扶持资金吧!沐华平主任看了一眼李兴华老板,又叹了一口气。后来,市经信委民营经济办公室在上报的方案中为攀华申请了1000万元的民营经济扶持资金,用于发展汽车板,但沐华平主任只批了800万元。但经过我的不懈努力反复争取,第二年又给了攀华600万元,第三年再给了攀华500万元。

与此同时,我又多次跑市科委,找张轩副市长介绍的徐副主任要科研经费,成功将攀华的汽车板项目立项为重庆市重大科技项目,获得了100万元的科研经费。

外部支持攀华研发汽车板的经费争取到了,我就多次找攀华的老板李兴华,请示要实实在在地开展汽车板的研制,而李兴华老板一直不同意,最后还跟我说:你脑子里只有技术,所以只能打工,我将筹集到的资金用于投资,所以才能当老板。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虽是“打工”也打出了头,成了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李兴华他投资涪陵很成功,建成了涪陵最大的工业企业。或许我俩都没有错,都是在为国家经济建设做贡献,只是我俩的着眼点、立足点不同而已。但当时我只认为“没有研制出汽车板”是我在涪陵攀华工作期间的最大遗憾,也是我职业生涯最“无能为力”“出力不讨好”“付出劳苦没有好结果”的辛酸经历。

特殊津贴申报波折

如果说,我在涪陵申报晋升技术职称方面还算比较顺利成功的话,而我在涪陵区人社局申报争取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上就输得很惨、挫败连连。照理说,我有这么多的科技进步奖奖项,写了两本著作,主编了十多项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对顺利获得是很有把握的,充满信心的。但实际上两次申报过程都被打脸,且碰得头破血流。

我在申报副高、正高技术职称时,或许是没有名额指标的限制,或许是靠我过硬的成果奖项的支撑,涪陵区人社局都很支持并能及时签署呈报,我也很感激他们。但我在申报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时,据说全市每两年一届只有40个名额,当时分给一个区和部分市级部门一个名额,也就是说,只要从区里呈报到市上,市里基本上是审查一下就确定了。因此,涪陵区人社局的分管领导就换了一副面孔对待我,首先是不接受我的申报材料,一会儿说没有接到市上文件通知,一会儿说我的申报材料有问题,我又反复修改了申报材料送过去后,他们又毫无忌讳地说:“涪陵人的这点福利,你一个外地人来抢什么?”“你到底能在涪陵待多久?”我回答:“只要能够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我就永远待下去。”他们当然是不会相信的,其结果可想而知,他们当年推荐呈报“给了”涪陵区农科所的人。我上网一查才发现,前几届也都是给了涪陵区农科所的人。有一次,刘小强常务副区长来攀华视察,我当面向他反映了这件事,刘小强常务副区长还真去查了,并回复我说“连续好几年给农科所的人确实不妥”,并希望我不要灰心丧气,安心在涪陵工作,下次再申报争取。

又过了两年,再次推荐评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这时的我已经是涪陵区政协常委了,我拜托区政协的一位副主席帮助关心这件事,可反馈回来的信息还是推荐呈报了涪陵烟厂的领导。这位烟厂领导当然没有获得过重庆市科技进步奖等业绩成果,但他们把涪陵烟厂给国家交税的获奖证书等都安到了他的身上。那时,正值全国媒体猛烈抨击烟草院士的风口浪尖,涪陵区人社局竟然违背民意推荐涪陵烟厂领导获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我十分气愤地向重庆市人社局投诉了,重庆市人社局当然不会做这种有违民愿的事情。可我也与涪陵区人社局的分管领导和具体经办人员结下了“梁子”,我深知在涪陵获评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是彻底没有希望了。同时,我也深知人生路上免不了遭遇沟沟坎坎、曲曲折折,眼前的困难就像一座大山,爬不上去就是前进的障碍,爬上去了就能领略山顶的风光,脚下的大山只是路途中的风景。当人经受挫折时,绝不能失去登攀险峰的斗志与信心。

我一想到,在攀华内部,我“呕心沥血”为攀华申请到巨额的汽车板研发资金,而攀华李兴华老板却不愿投入研发汽车板,在外部两次到涪陵区人社局申报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的碰壁经历,“双重打击”之下,我彻底心灰意冷了,感到继续在攀华工作发展的空间与意义都不大了。

当我2015年3月被中冶赛迪挖去工作时,问我有什么条件,我知道在推荐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方面,中冶赛迪的作用就相当于涪陵区人社局,我就说一心想评上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只要你们能够将我的申报材料推荐呈报到中冶集团,我就“义无反顾”来上班,中冶赛迪的领导本来以为我会提出工资待遇方面的要求,一听这“事”还不是小菜一碟,于是当即应允。何况,我只是到重庆市主城区的中冶赛迪工作,仍然是在为大重庆作贡献,仍在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且在2017年初涪陵换届之前还担任者涪陵区政协常委,九三学社的组织关系仍在涪陵,仍可近距离的心系涪陵、心系攀华,还可继续为之献计出力。

当我到中冶赛迪工作的第二年,中冶赛迪竟然一下子向中冶集团推荐呈报了5个人的“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申报材料,还将我排在最后,这虽然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但我又想到,这回是要硬碰硬地比实力了。从公示文件中看出,我的奖项、著作、制定标准等业绩成果遥遥领先于另外4个人,最终评选结果出来,当然只有我一个人评上了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与此同时,我也发现重庆市人社局后来也改变了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的推荐评选办法,将各区县只报一个人选改为报两个人选,这就意味着各区县人社局不能“一槌定音”了,因此涪陵区内人员能够获得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的机会就更“少之又少”了。

撰稿至此,回头一看,竟然“一气呵成”写下了两万多字。在涪陵攀华工作的5年半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这是我40年职业生涯中最为丰富多彩的黄金阶段,令我记忆深刻、难以忘怀的故事太多太多了。综上所述并简而言之,让我在获得了各方面骄人成果、喜悦成就的同时,也经历了一次次艰难曲折、尝遍了一道道酸甜苦辣。让我经过这一阶段的历练,无论在专业技术上、在人生阅历上,还是在社会地位上、在行业声誉上,都得到了质的飞跃;让我找到了人生中的政治归属——加入了九三学社,并在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上有所作为与建树;让我命运“轮回”又端上了“铁饭碗”——能够进入央企工作平台效力终身,成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钢铁标准化起草专家、全国涂镀行业知名专家、中国腐蚀与防腐学会副秘书长、中国金属学会委员、《轧钢》杂志编委,荣获全国钢铁工业劳动模范、中国镀锌工业杰出贡献奖等,都是在我第二故乡——涪陵工作所奠定的良好而坚实的基础;让我成为了人生事业上的赢家和“幸运儿”,我最感幸运的是,我遇见了攀华,遇见了涪陵,遇见了许多贵人相助。

为此,我要感谢涪陵区良好的工作发展环境给了我锻炼成长的机会和土壤;感谢涪陵区党委、政府、政协的领导们对我的关怀教诲;感谢涪陵新区和涪陵区科委、区经信委、区人社局等职能部门对我的支持帮助;感谢九三学社涪陵区委对我的教育栽培;感谢攀华集团邀请我来涪陵工作的领导们和在攀华工作期间朝夕相处的同事们;感谢涪陵区政协杜海波主席决定再一次收集编印涪陵工业发展文史资料,让我能够有机会回顾总结、撰文分享我在涪陵攀华工作经历中的一些故事。

谨以此文,致敬我人生中的涪陵热土、攀华平台及各位贵人!(收集修改供稿:黄  为)